中国人口增长率

中国人口增长情况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人口问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坚持不懈地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鼓励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

经过30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把生育水平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成功地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稳定世界人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政府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将人口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努力使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适应。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专题座谈会，统筹考虑，协调部署，动员全社会力量，采取法律、倡导、经济、行政等多种措施综合治理和解决人口问题，把发展经济、开展计划生育、普及教育、提高健康水平、消除贫困、完善社会保障、提高妇女地位、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等紧密结合起来。

2003年，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和综合协调，更加科学地制定和实施人口发展规划。

2004年初，中国政府组织多学科的专家学者，正式启动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的变化趋势及其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相互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已经提出了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将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本强国的人口发展战略思路，为科学制定国家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和国民经济总体规划，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从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来看，中国人口的现状如下：

一、人口数量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截至2000年11月1日全国总人口为129533万人。其中：大陆31个省、区、直辖市（不包括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26583万人，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为678万人；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为44万人，台湾省和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人口为2228万人。

国家统计局测算数据表明，2005年1月6日，中国人口总数达到13亿（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1％。由于实行计划生育，中国13亿人口日的到来推迟了4年。

庞大的人口数量一直是中国国情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十几年，中国人口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

按照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受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在2005年-2020年期间，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同时，由于独生子女陆续进入生育年龄，按照现行生育政策，政策内生育水平将有所提高。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中国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

庞大的人口数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方面影响，在给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给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带来沉重的压力。

二、人口素质

中国政府加大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力度，不断提高人口健康素质。平均预期寿命已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2004年的71.8岁，孕产妇死亡率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1500/10万下降到2004年的51/10万，婴儿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200‰下降到2004年的29.9‰，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建国初期的250-300‰下降到2004年的28.4‰。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大幅度减少。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得到有效的监测和控制，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明显进展。

从总体上讲，中国人口健康素质仍然不高。每年出生缺陷发生率为4-6％，约100万例。数以千万计的地方病患者和残疾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防治艾滋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据估计，截至2003年12月，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约84万，2004年疫情处于从全国低流行和局部地区及特定人群高流行并存的态势。

中国政府加快发展教育事业，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2004年，中国普及九年义务制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3.6％，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01年（其中男性8.5年，女性7.51年），比1990年提高了1.75年；人口粗文盲率（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少到8.33％，比1990年时下降了7.55个百分点。

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大学以上占5.42％、高中占12.59％、初中占36.93％、小学占30.44％，受高层次教育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受小学教育人口比重逐步下降。

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粗文盲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2％以下的水平；二是大学粗入学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三是平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1年）。并且，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存在明显差异。2004年，城镇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43年，乡村为7年；城镇文盲率为4.91％，乡村为10.71％。

三、人口结构

从人口年龄结构看，在2004年末全国总人口129988万人中，0-14岁人口为27947万人，占总人口的21.50％，15-64岁人口为92184万人，占70.92％；65岁及以上人口为9857万人，占7.58％。上述数据表明：

第一，当前中国人口社会抚养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劳动力资源丰富，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未来一、二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红利期。但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也给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目前，中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近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2亿多。

并且，劳动年龄人口将保持增长态势。据预测，2016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10.1亿，2020年仍高达10亿左右。这对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事业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二，200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7％以上，根据国际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据预测，到2020年，65岁老年人口将达1.64亿，占总人口比重16.1％，80岁以上老人达2200万

中国老龄化呈现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对未来社会抚养比、储蓄率、消费结构及社会保障等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从人口性别结构看，2004年末男性人口66976万人，占51.5％，女性人口63012万人，占48.5％，总人口性别比为106左右。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117，2003年为119，少数省份高达130。为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颁布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启动了“关爱女孩行动”，倡导男女平等，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

四、人口分布

从城乡分布来看，2004年末全国城镇人口达到54283万人，占总人口的41.76％，乡村人口为75705万人，占58.24％。

近年来，由于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实施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人口城镇化率以每年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采取多种措施和合理规划，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努力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

2004年，中国流动人口已经超过1.4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同时也改善了农村的经济状况。按人口城镇化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测算，到2020年还将从农村转移出3亿左右的人口。

此同时，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体系却严重滞后，亟待完善。庞大的流动迁移人口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构成巨大压力。

流动人口就业、子女受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严重制约着人口的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面临困难。

面对复杂的人口问题，中国政府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不断完善人口政策与方案，用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人口问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坚持不懈地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鼓励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

经过30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把生育水平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成功地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稳定世界人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政府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将人口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努力使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适应。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专题座谈会，统筹考虑，协调部署，动员全社会力量，采取法律、倡导、经济、行政等多种措施综合治理和解决人口问题，把发展经济、开展计划生育、普及教育、提高健康水平、消除贫困、完善社会保障、提高妇女地位、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等紧密结合起来。

2003年，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和综合协调，更加科学地制定和实施人口发展规划。

2004年初，中国政府组织多学科的专家学者，正式启动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的变化趋势及其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相互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已经提出了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将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本强国的人口发展战略思路，为科学制定国家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和国民经济总体规划，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从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来看，中国人口的现状如下：

一、人口数量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截至2000年11月1日全国总人口为129533万人。其中：大陆31个省、区、直辖市（不包括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26583万人，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为678万人；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为44万人，台湾省和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人口为2228万人。

国家统计局测算数据表明，2005年1月6日，中国人口总数达到13亿（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1％。由于实行计划生育，中国13亿人口日的到来推迟了4年。

庞大的人口数量一直是中国国情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十几年，中国人口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

按照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受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在2005年-2020年期间，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同时，由于独生子女陆续进入生育年龄，按照现行生育政策，政策内生育水平将有所提高。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中国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

庞大的人口数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方面影响，在给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给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带来沉重的压力。

二、人口素质

中国政府加大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力度，不断提高人口健康素质。平均预期寿命已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2004年的71.8岁，孕产妇死亡率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1500/10万下降到2004年的51/10万，婴儿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200‰下降到2004年的29.9‰，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建国初期的250-300‰下降到2004年的28.4‰。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大幅度减少。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得到有效的监测和控制，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明显进展。

从总体上讲，中国人口健康素质仍然不高。每年出生缺陷发生率为4-6％，约100万例。数以千万计的地方病患者和残疾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防治艾滋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据估计，截至2003年12月，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约84万，2004年疫情处于从全国低流行和局部地区及特定人群高流行并存的态势。

中国政府加快发展教育事业，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2004年，中国普及九年义务制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3.6％，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01年（其中男性8.5年，女性7.51年），比1990年提高了1.75年；人口粗文盲率（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少到8.33％，比1990年时下降了7.55个百分点。

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大学以上占5.42％、高中占12.59％、初中占36.93％、小学占30.44％，受高层次教育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受小学教育人口比重逐步下降。

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粗文盲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2％以下的水平；二是大学粗入学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三是平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1年）。并且，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存在明显差异。2004年，城镇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43年，乡村为7年；城镇文盲率为4.91％，乡村为10.71％。

三、人口结构

从人口年龄结构看，在2004年末全国总人口129988万人中，0-14岁人口为27947万人，占总人口的21.50％，15-64岁人口为92184万人，占70.92％；65岁及以上人口为9857万人，占7.58％。上述数据表明：

第一，当前中国人口社会抚养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劳动力资源丰富，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未来一、二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红利期。但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也给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目前，中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近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2亿多。

并且，劳动年龄人口将保持增长态势。据预测，2016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10.1亿，2020年仍高达10亿左右。这对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事业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二，200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7％以上，根据国际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据预测，到2020年，65岁老年人口将达1.64亿，占总人口比重16.1％，80岁以上老人达2200万

中国老龄化呈现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对未来社会抚养比、储蓄率、消费结构及社会保障等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从人口性别结构看，2004年末男性人口66976万人，占51.5％，女性人口63012万人，占48.5％，总人口性别比为106左右。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117，2003年为119，少数省份高达130。为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颁布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启动了“关爱女孩行动”，倡导男女平等，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

四、人口分布

从城乡分布来看，2004年末全国城镇人口达到54283万人，占总人口的41.76％，乡村人口为75705万人，占58.24％。

近年来，由于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实施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人口城镇化率以每年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采取多种措施和合理规划，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努力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

2004年，中国流动人口已经超过1.4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同时也改善了农村的经济状况。按人口城镇化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测算，到2020年还将从农村转移出3亿左右的人口。

此同时，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体系却严重滞后，亟待完善。庞大的流动迁移人口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构成巨大压力。

流动人口就业、子女受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严重制约着人口的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面临困难。

面对复杂的人口问题，中国政府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不断完善人口政策与方案，用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50年来人口变化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测算数据表明，到2005年1月6日，中国内地（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总人口将达13亿。中国13亿人口日的推迟到来，表明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国人口的峰值会达到16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在《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上撰文分析指出，这种观点是不了解中国人口新国情、缺乏实际根据的臆断，容易在国内外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恐慌”，片面夸张中国的能源需求和粮食消费。其实，在中国政府不懈努力之下，自20世纪后期开始，中国人口的增长就表现出了许多新的特征，未来中国总人口不可能增长到16亿。

13亿人口日之后中国人口出现五大新特征

第一，未来中国总人口不可能增长到16亿，而应在14.5亿左右。这是13亿人口日之后中国人口的最大特征。2004年中国人口的出生率是12.29‰，但受老龄化的影响，死亡率略有增加(6.42‰)，去年净增人口761万。如果城市化程度继续加快、如果未来城市吸纳农民工的数量继续增加，如果中国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继续执行，那么，在出生率进一步降低的过程中，中国每年净增人口还会继续减少。受此影响，中国未来的人口峰值会较早出现，大约会在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会盈利人口峰值———但这个人口总量的值可能不是媒体平常所说的16亿，而应在14.3亿到14.5亿之间。

第二，中国人口已经完成了转型。现在中国人口已经从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低死亡率的人口增长模式转变为低自然增长率、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三低”人口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到现在已经维持了十多年，基本稳定下来。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经过几十年不懈而艰辛的努力才实现的。正是这些努力,才有效地减轻了中国和世界的人口压力，使“世界60亿人口日”至少推迟了4年。

第三，“人口红利”会一直维持到2020年。现在中国人口金字塔底部收缩的态势明显，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70%左右。在未来的15年当中，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都在70%左右。这正是中国收取“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只要中国妥善地解决就业问题并逐步提高人口素质，增加人口的人力资本，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那么，在2020年之后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加深时期，就会有更多的应对余力。

第四，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将逐渐增加。现在，从总量上来说，中国正在走出最严峻的就业困境，未来每年新增加劳动力会处于持续性下降的态势，一直下降到2015年之后，即会出现劳动力人口的负增长。受高等教育每年扩招人数的影响，每年新增加青年壮工的数量会持续减少，而大学生就业压力和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在未来数年内，每年毕业的大中专学生会迅速增加到400万到500万左右。低端就业人口的短缺(如保姆和民工的短缺)和高端人口的失业将并存于劳动力市场。

第五，女性初婚年龄将进一步推迟，这会持续降低人口出生率。现在，全国女性初婚平均年龄已经上升到了24.45岁左右。伴随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将更加看重专业教育。受教育时间越长，就业年龄就越大，结婚年龄就越迟，人口出生率就越低。

★l、从人口再生产的角度看传统意义的人口转变历程

众所周知，我们一般所讲的人口转变首先指的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这是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所关注和阐述的。因此，要考察和研究中国的人口转变，不妨先了解一下我国传统意义的人口转变历程。由图1可见，从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组合情况来看，如果说一般意义的人口转变始于粗死亡率的下降，那么中国建国初期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端倪。从1949年到1957年，粗死亡率显然是下降的，从20‰。降到了10.8‰。1958年至1962年，粗死亡率有一个非正常的剧烈波动，196o年的粗死亡率曾经达到25.43‰。的高水平，但1961年马上回落到14.24‰入（1961）和10.02‰（1962）的正常水平上①，所以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意外，短时期的这种变化并不能改变死亡率变动的内在规律和大的走势。

从人口转变理论的一般规范和中国所走过的具体道路结合起来看，可以认为，在过去的5O年里，中国的人口转变大致可以分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死亡率变动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1949－1970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死亡率率先下降，而出生率在本质上是居高不下的，1970年的出生率水平还与建国初期差不多，在33‰至35‰之间。中国的人口转变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开始，这第一个阶段就是死亡率的转变阶段。但真正对人口增长产生遏制的人口转变应该是出生率也开始下降的时候——这就是60年代末，确切说是在1970年前后进入了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是出生率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197年至今）。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死亡率已经降到较低的水平上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态势，由于粗出生率不同的变化态势，所以如图所示，又可以分出若干发展阶段：其一是粗出生率直线式急剧下降的阶段（1971－1980年），在整个70年代，出生率从30‰快速地下降到20‰以下，下降了10个千分点，幅度很大。

其二是粗出生率波动中缓慢下降的阶段（1981－1990年）。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多年年份的出生率在略高于2O％。的水平上波动，而粗死亡率则稳定在6.6‰上下的水平上。

其三是出生率在一个低水平上继续缓慢下降的阶段（1991－1999）。在20‰以下，出生率开始了拾级而下的下降趋势。

这样，整个第二阶段经过70年代的快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和9O年代的缓慢下降，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缺口开始逐渐收拢，人口转变逐渐趋向完成。

中国的人口转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差不多每隔十年就是一个转折。大的转折点是在60年代末。人口转变从“开口”转向了“收口”；小的转折点则有1961年（死亡率）、1971年。1981年和1991年这几个重要年份。“十年一转变”是近50年来中国人口转变的一个显著特点。

如果进行平滑处理（如图2所示），我们就会发现：人口转变经过了两个大的阶段。一是扩口的阶段，死亡率比出生率率先对以制度变迁为先导的现代化作出了反映，这也是符合规律的现象。这时，人口增长率趋向扩大，人口膨胀。二是逐步收口的阶段，死亡率已经降到一个较低。较稳定的阶段，出生率作出了较强烈的反映，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差越来越小，人口增长减缓并走向零增长。但显然，从图2可见，“增长之口”还没有收拢，还需要借以时日。这就是我们未来可预见的前景了。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大致也有四个阶段：

（l）1949年到1970年，经历了一段爬坡的过程，自然增长率从15‰上升到25‰以上，是人口转变的增长阶段。1958年至1963年的增长低谷是非正常的，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相反地，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人口状况来说，高速增长才是反映实质的特征。（2）1970年到1980年，人口增长开始急剧下降。（3）1980年到1990年，人口增长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和回升现象。（4）进入叨年代，人口增长稳步下降和减慢。但此后是否一直稳步下降却是我们目前不能轻易肯定的。

总之，从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变动的趋势来看，我国人口转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而且非常巧妙地与每十年的时段相吻合。

从预测来看，今后中国的人口转变趋势是在粉出生率继续缓慢下降、粗死亡率略有回升的综合作用下，自然增长率是逐步趋向“零。负”的这么一个前景。这一点可以很清晰地从图4中看出。如下图所示，中国人口转变要趋向完成大概是在21纪的30年代以后。从预测结果看，自然增长率是单调递减的演变过程。2030年前后或许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此前的中国人口是一个增长型的人口，而此后的中国人口则演变为缩减型。这一转变意昧深长，为中国实现适度人口目标迈进了一大步。根据林副德。刘金塘的预测，人口增长惯性将逐步减弱，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重将持续下降，2000年降到26.7％，2020年为24.5%，2040年降到21.9%.这样，大概到2O33年人口增长将达到峰值15.19亿。

根据这样的前景，中国目前的使命就是要努力实现一个彻底的和稳定的人口转变，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出生率持续的和稳定的下降。黑线以右方向标志着“后人口转变”的到来——如果考虑了人口再生产类型和人口增长类型这双重转变的话。我们现在实现的充其量也只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而且是不稳定的一种转变。黑线以右方向也标志着建国以来我国人口转变的第五个阶段，即零、负增长阶段。目前我们所经历的人口转变将是历时最长的，是现代人口转变从进入门槛（即“实现”）到走出门槛（即“完成”）的整个壮丽历程。

2、从总和生育率的变动看人口转变的历程

生育是人口增长的原动力。我国出生率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育率的变动。1999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是：“人类对生育的选择决定着人类对未来的选择”。那么建国以来我国的生育率水平又是如何变动的呢？从总和生育率的角度看人口转变的历程无疑是重要且独特的角度。至少，从计划生育工作的角度说，生育率的变动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指标。

如下图所示，中国的生育率经过了一个与整个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相似的历程。根据数据所显示的信息，我们的结论是：

（l）1949年至1969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一个阶段。不妨称之为“前转变阶段”。从全国的情形来看，除了大跃进和三年灾害期间非正常的生育减少和生育回升以外，其它年份生育率居高不下，这一点与出生率的变动几乎完全一致。生育率维持在平均6个孩子的水平上。

（2）1969年到1977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2个阶段，为生育率快速下降的阶段，可简称为“快速转变的初始阶段”。生育率从接近6急速降到3以下。和出生率一样，几乎下降一半。

（3）1977年到1991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三个阶段，可称之为“波动中转变的中期阶段”。

生育水平在2－3之间波动。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计划生育本身的手段也十分有限，所以生育率下降在接近极限的时候外部的控制力和内部的反控制力就构成了持久的冲突，形成了“拉锯战”的局面。在本阶段，我们多年的努力已经使“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但由于超越了特定的生育率转变的文化边界，所以出现波动也在所难免。

（4）1991年到1999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四个阶段，由于这段时期的生育率变动出现了相对稳定的下降趋势并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所以不妨称之为“持续的低生育率阶段”。与前一阶段比较，它的特点一是曲线下延比较平滑，二是持续地低于更替水平。这一阶段的成绩可以说是既梦寐以求。又来之不易。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大致达到了而且多年来维持了一个1.8左右的低水平。

但未来的走势到底如何，似乎还没有权威的说法。事实上，1995年以后的数据也是有多家的估计，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不过，估计的差别很小，大致在1.8左右的水平上波动。

从今后的变化看，有些“波动”恐怕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但只要能持久地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就不会影响我们实现2010年将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在刀世纪的上半叶实现人口零增长的目标。

在最后的那个阶段，也就是对当下的中国来说，稳定住一个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对于最后的和完成意义的人口转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人口惯性增长时期，生育率的控制和转变决定着出生率的变动，最终影响着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

目前，我们来自人口数量方面的挑战既有存量方面的问题，也有增量方面的问题。解决或者说降低增量，就是要遏止和减缓人口存量的膨胀。但解决了人口增量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人口的存量问题。而“稳定低生育水平”在短期内服从的是增量控制的要求，从长期来说则是服从于存量减少的要求。这样，从结合适度人口目标而设计的人口控制目标，决定了“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唯一正确的战略抉择。中国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但在付出了代价之后，我们的确为相对减少人口的压力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3、从“制度一政策一发展”的综合角度看人口转变历程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看人口转变，譬如以1973年国家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方案开始算起，根据几个主要年份的数据，可以很明显地分出几个阶段。这种划分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同的历史作用。结合图1和图2，我们知道：建国初期的死亡率转变和70年代初期的出生率转变是两次意义重大的转变。但显然，70年代前，出生率已经有下降趋势。进入80年代以后，出生率下降的空间实际上已经不大，进一步的下降预计会是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过程。

从人口转变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始终处在传统阶段或者说人口转变的萌芽阶段。

而到20世纪中叶以后，人口增长转入转变阶段，使得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的差距拉大，人口增长急剧加快，形成了现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形成现代中国的人口爆炸。1950-1995年间，中国人口实际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7.3‰，是历史上和平时期年平均增长率（以7‰计）的2.5倍。考虑到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因素的影响，这样，就不妨以1970年为分界计算进入现代以后两个时期的人口增长率：1950－197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20.48‰，1971－1995年为14.75‰，前者比后者高出近6个千分点。如果1971－1995年继续保持1950－1970年的高增长率，那么1995年的总人口将是13.85亿，而不是12亿，多出近2亿人。②任何一个经历过人口转变过程的国家必然有一个人口增长加速的过程，所以现代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有其客观必然性。不批马寅初，也避免不了这样的历史命运，只不过人口转变可能会提前完成，人口转变增长量会相对减少而已。

这样，如果中国人口转变从建国初期算起，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一幅简图来总结一下中国人口转变的特点：

其一，在1950－1973年，无论哪种估计，死亡率的下降幅度要大于出生率的下降幅度，死亡率从18‰下降到7‰，而出生率则从32‰下降到28‰。这是死亡率下降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又是人口转变的开始阶段。由于当时死亡率的下降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制度型转变”。

其二，在1973—1980年，则恰恰相反，出生率的下降幅度要显著大于死亡率的下降幅度，出生率从28‰下降到18‰，死亡率则从7‰下降到6‰。这一阶段是人口转变的加速阶段，是出生率下降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由于其时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与我国大力推行的“晚、稀。少”生育政策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政策型转变”。

其三，1980年以后是人口转变的趋缓阶段，也是趋向完成阶段。其时粗死亡率的变动相对稳定，差不多在6.5‰的水平上波动，粗出生率则比较缓慢地这些波动中有所下降，粗出生率从18‰降到16‰。其间，改革开放为人口控制创造了日趋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社会的生育控制也在不断地完成自身的变革。越是到后期，越是清晰地展现出综合型“发展”的伟力。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发展型转变”。

除了上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特点还表现在：门）死亡率率先下降，这同于50年代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FrankW.Notestein）所概括的经验模式。

（2）粗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是外力作用的产物，没有人口政策的作用，中国人口的粗出生率大概不会下降得这么早、这么快。

（3）中国人口转变的完成阶段将比较长，也可能是三个阶段中最长的。在完成阶段，人口转变的推动力将更多地有赖于现代化的力量。推促生育率及出生率下降的政策效应已经大大递减，所以期望生育率。出生率有进一步下降就要在一个较大的历史跨度内寄希望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其中生育文化的现代化可能会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

（4）1950年至今中国人口一直处于人口转变的过程当中。7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政策效应相当显著，80年代以后政策效应趋向弱化，虽然在具体工作中离不开社会制约机制，但实际上社会制约机制的功效已发挥到极致。特别是到了9O年代，社会进步大背景下的利益导向机制的作用开始日趋重要。

（5）在三个阶段的划分中，第一阶段的死亡率率先下降可以视为制度变革的产物，建国之初国泰民安，医疗卫生条件大有改善，死亡率明显下降，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到50年代后期，出生率也有了缓慢然而自觉的下降趋势。第二阶段的出生率下降属于典型的“政策型”，是通过政策的力量压下来的，但政策的功效毕竟不是万能的，生育率的下降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社会文化边界。进人80年代以后，“一胎化”的生育政策由于缩小和限定了生育决策的空间，结果导致了大量的文化边界上的生育冲突。这样，到了第三阶段，就可以将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归类为“发展型”。换句话讲，没有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发展并触动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育态度，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将是难以预期的。

（6）中国人口转变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7O年代以来引入了强有力的人口政策因素，从而干预了自然的人口转变过程，使之速成。但为此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例如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升高、偏高问题，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问题，独生子女素质发展的失衡问题，统计数据的失真问题，干群关系的紧张问题，如此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人口再生产及其思潮演变上，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50、60年代是“人越多越好”论占主流。民众生育观念仍是多子多福，政府则是主张“人多力量大”。虽然马寅初、潘光旦等人就已经提出要限制人口增长，但这一派意见受到了严厉批判，很快就销声匿迹。这期间中国经历了两次人口出生高潮，期间每年平均出生近2300万。

总体来说，在建国后至上世纪70年代初，是“人越多越好”论占主流。

当时过高的生育水平，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难以人为化解的压力。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仅仅是要多养活那么多新生人口，显然超过了国家承受能力。在上世纪50年代的人口迅速增长后，1959～1961年便发生大饥荒，并不偶然，除了天灾原因外，人口生产超过粮食生产能力、马尔萨斯定律在起作用，也是一大成因。如果中国一直不采取一定的生育控制政策，而持续放任人口增长，那么，因人口增长过多而超过粮食生产限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也因为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诸多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有着世界普遍性。当时很多国家都采取过计划生育政策。最早采取计划生育政策的是印度，1952年便开始计划生育，不过因阻力太大最后没有成功，而其他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起来也没有中国严厉。

7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人口太多”思维一统天下，国家逐步把计划生育定为国策，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中国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减小，出生率显著下降。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口要保持不增不减，总和生育率要保持在2.1，这个生育率称为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也就是平均每对夫妇要生2.1个孩子。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按政府人口部门计算，中国人口总和出生率便由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5.8降至2.1，接着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又降至1.8，已位于世代更替水平以下。

在这一时期，是“人越少越好”论占主流。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得到平反，宋健、田雪原等根据“适度人口”论提出中国的“适应人口”规模，这些观念经过反复宣传逐渐深入人心。这对之后中国人的人口观念起了几乎革命性的塑造作用，少生才好的思想意识逐渐普及，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无不认为中国人口过多应该实行人口控制。

90年代中期前后开始，随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开始浮上水面，一些专家学者转而出现不同声音，要求反思以往人口政策。这些争论归纳起来，大致是有两种意见：一种基本是过去20年来主流人口观念的延伸，认为人口不宜过多，还应严格实行人口控制；另一种则认为中国人口总和出生率已不可逆转地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已到了可以也应该放开生育的时候。简而言之，一为人口控制论，一为人口放任论。在后一种意见中，比较激进的观念，是认为中国不存在人口过多问题，人口越多越好，不需要限制。

中央政府2003年将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在继续控制总量的同时，对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予以越来越多关注。

200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发布，明确提出了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不断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决定》中说，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人口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必须稳定低生育水平。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问题上的任何失误，都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

http://paper.people.com.cn/dd/html/2007-02/15/content_12376648.htm

20世纪前的2000多年间，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是波动式缓慢增长，至18世纪30年代，突然转为急剧增长，突破1亿大关。其后100多年间，接连翻两番，1835年达到4亿，从而奠定了中国人口大国的地位。进入20世纪，中国人口也同样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波动式缓慢增长，到60年代初突然急剧上升，1964年突破7亿，1969年达到8亿，1974年达到9亿，1981年突破10亿，1988年为11亿，1995年为12亿，现在正向13亿逼近。

20世纪的百年间，中国人口发展基本上可以分成前50年和后50年两大阶段，也就是以新中国成立为分水岭。前50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7.8‰。，后50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2‰。

百年人口的两个阶段反映了中国人口的两个变化：第一，从旧人口向新人口的转变；第二，从自在人口向自觉人口的转变。所谓旧人口，是指前50年人口，基本上延续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模式。据研究，旧中国的出生率约为38‰，死亡率约为33‰，自然增长率约为5‰。所谓新人口，是指后50年人口，正在完成人口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和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所谓自在人口，是指前50年间，人口生育行为处于自发的状态，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所谓自觉人口，是指人口生育行为始终处于某种理论的影响之下，如50年代的“人手论”，强调人的创造能力是无穷的，使得中国人口的列车加速运转；70年代提出“人口论”，看到了人作为消费者的一面，这为控制人口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90年代“人脑论”唱响“降低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主旋律，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更注重人口内在素质的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测算数据表明，到2005年1月6日，中国内地（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总人口将达13亿。中国13亿人口日的推迟到来，表明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国人口的峰值会达到16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在《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上撰文分析指出，这种观点是不了解中国人口新国情、缺乏实际根据的臆断，容易在国内外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恐慌”，片面夸张中国的能源需求和粮食消费。其实，在中国政府不懈努力之下，自20世纪后期开始，中国人口的增长就表现出了许多新的特征，未来中国总人口不可能增长到16亿。

13亿人口日之后中国人口出现五大新特征

第一，未来中国总人口不可能增长到16亿，而应在14.5亿左右。这是13亿人口日之后中国人口的最大特征。2004年中国人口的出生率是12.29‰，但受老龄化的影响，死亡率略有增加(6.42‰)，去年净增人口761万。如果城市化程度继续加快、如果未来城市吸纳农民工的数量继续增加，如果中国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继续执行，那么，在出生率进一步降低的过程中，中国每年净增人口还会继续减少。受此影响，中国未来的人口峰值会较早出现，大约会在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会盈利人口峰值———但这个人口总量的值可能不是媒体平常所说的16亿，而应在14.3亿到14.5亿之间。

第二，中国人口已经完成了转型。现在中国人口已经从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低死亡率的人口增长模式转变为低自然增长率、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三低”人口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到现在已经维持了十多年，基本稳定下来。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经过几十年不懈而艰辛的努力才实现的。正是这些努力,才有效地减轻了中国和世界的人口压力，使“世界60亿人口日”至少推迟了4年。

第三，“人口红利”会一直维持到2020年。现在中国人口金字塔底部收缩的态势明显，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70%左右。在未来的15年当中，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都在70%左右。这正是中国收取“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只要中国妥善地解决就业问题并逐步提高人口素质，增加人口的人力资本，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那么，在2020年之后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加深时期，就会有更多的应对余力。

第四，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将逐渐增加。现在，从总量上来说，中国正在走出最严峻的就业困境，未来每年新增加劳动力会处于持续性下降的态势，一直下降到2015年之后，即会出现劳动力人口的负增长。受高等教育每年扩招人数的影响，每年新增加青年壮工的数量会持续减少，而大学生就业压力和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在未来数年内，每年毕业的大中专学生会迅速增加到400万到500万左右。低端就业人口的短缺(如保姆和民工的短缺)和高端人口的失业将并存于劳动力市场。

第五，女性初婚年龄将进一步推迟，这会持续降低人口出生率。现在，全国女性初婚平均年龄已经上升到了24.45岁左右。伴随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将更加看重专业教育。受教育时间越长，就业年龄就越大，结婚年龄就越迟，人口出生率就越低。

★l、从人口再生产的角度看传统意义的人口转变历程

众所周知，我们一般所讲的人口转变首先指的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这是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所关注和阐述的。因此，要考察和研究中国的人口转变，不妨先了解一下我国传统意义的人口转变历程。由图1可见，从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组合情况来看，如果说一般意义的人口转变始于粗死亡率的下降，那么中国建国初期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端倪。从1949年到1957年，粗死亡率显然是下降的，从20‰。降到了10.8‰。1958年至1962年，粗死亡率有一个非正常的剧烈波动，196o年的粗死亡率曾经达到25.43‰。的高水平，但1961年马上回落到14.24‰入（1961）和10.02‰（1962）的正常水平上①，所以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意外，短时期的这种变化并不能改变死亡率变动的内在规律和大的走势。

从人口转变理论的一般规范和中国所走过的具体道路结合起来看，可以认为，在过去的5O年里，中国的人口转变大致可以分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死亡率变动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1949－1970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死亡率率先下降，而出生率在本质上是居高不下的，1970年的出生率水平还与建国初期差不多，在33‰至35‰之间。中国的人口转变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开始，这第一个阶段就是死亡率的转变阶段。但真正对人口增长产生遏制的人口转变应该是出生率也开始下降的时候——这就是60年代末，确切说是在1970年前后进入了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是出生率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197年至今）。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死亡率已经降到较低的水平上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态势，由于粗出生率不同的变化态势，所以如图所示，又可以分出若干发展阶段：其一是粗出生率直线式急剧下降的阶段（1971－1980年），在整个70年代，出生率从30‰快速地下降到20‰以下，下降了10个千分点，幅度很大。

其二是粗出生率波动中缓慢下降的阶段（1981－1990年）。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多年年份的出生率在略高于2O％。的水平上波动，而粗死亡率则稳定在6.6‰上下的水平上。

其三是出生率在一个低水平上继续缓慢下降的阶段（1991－1999）。在20‰以下，出生率开始了拾级而下的下降趋势。

这样，整个第二阶段经过70年代的快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和9O年代的缓慢下降，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缺口开始逐渐收拢，人口转变逐渐趋向完成。

中国的人口转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差不多每隔十年就是一个转折。大的转折点是在60年代末。人口转变从“开口”转向了“收口”；小的转折点则有1961年（死亡率）、1971年。1981年和1991年这几个重要年份。“十年一转变”是近50年来中国人口转变的一个显著特点。

如果进行平滑处理（如图2所示），我们就会发现：人口转变经过了两个大的阶段。一是扩口的阶段，死亡率比出生率率先对以制度变迁为先导的现代化作出了反映，这也是符合规律的现象。这时，人口增长率趋向扩大，人口膨胀。二是逐步收口的阶段，死亡率已经降到一个较低。较稳定的阶段，出生率作出了较强烈的反映，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差越来越小，人口增长减缓并走向零增长。但显然，从图2可见，“增长之口”还没有收拢，还需要借以时日。这就是我们未来可预见的前景了。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大致也有四个阶段：

（l）1949年到1970年，经历了一段爬坡的过程，自然增长率从15‰上升到25‰以上，是人口转变的增长阶段。1958年至1963年的增长低谷是非正常的，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相反地，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人口状况来说，高速增长才是反映实质的特征。（2）1970年到1980年，人口增长开始急剧下降。（3）1980年到1990年，人口增长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和回升现象。（4）进入叨年代，人口增长稳步下降和减慢。但此后是否一直稳步下降却是我们目前不能轻易肯定的。

总之，从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变动的趋势来看，我国人口转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而且非常巧妙地与每十年的时段相吻合。

从预测来看，今后中国的人口转变趋势是在粉出生率继续缓慢下降、粗死亡率略有回升的综合作用下，自然增长率是逐步趋向“零。负”的这么一个前景。这一点可以很清晰地从图4中看出。如下图所示，中国人口转变要趋向完成大概是在21纪的30年代以后。从预测结果看，自然增长率是单调递减的演变过程。2030年前后或许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此前的中国人口是一个增长型的人口，而此后的中国人口则演变为缩减型。这一转变意昧深长，为中国实现适度人口目标迈进了一大步。根据林副德。刘金塘的预测，人口增长惯性将逐步减弱，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重将持续下降，2000年降到26.7％，2020年为24.5%，2040年降到21.9%.这样，大概到2O33年人口增长将达到峰值15.19亿。

根据这样的前景，中国目前的使命就是要努力实现一个彻底的和稳定的人口转变，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出生率持续的和稳定的下降。黑线以右方向标志着“后人口转变”的到来——如果考虑了人口再生产类型和人口增长类型这双重转变的话。我们现在实现的充其量也只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而且是不稳定的一种转变。黑线以右方向也标志着建国以来我国人口转变的第五个阶段，即零、负增长阶段。目前我们所经历的人口转变将是历时最长的，是现代人口转变从进入门槛（即“实现”）到走出门槛（即“完成”）的整个壮丽历程。

2、从总和生育率的变动看人口转变的历程

生育是人口增长的原动力。我国出生率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育率的变动。1999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是：“人类对生育的选择决定着人类对未来的选择”。那么建国以来我国的生育率水平又是如何变动的呢？从总和生育率的角度看人口转变的历程无疑是重要且独特的角度。至少，从计划生育工作的角度说，生育率的变动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指标。

如下图所示，中国的生育率经过了一个与整个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相似的历程。根据数据所显示的信息，我们的结论是：

（l）1949年至1969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一个阶段。不妨称之为“前转变阶段”。从全国的情形来看，除了大跃进和三年灾害期间非正常的生育减少和生育回升以外，其它年份生育率居高不下，这一点与出生率的变动几乎完全一致。生育率维持在平均6个孩子的水平上。

（2）1969年到1977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2个阶段，为生育率快速下降的阶段，可简称为“快速转变的初始阶段”。生育率从接近6急速降到3以下。和出生率一样，几乎下降一半。

（3）1977年到1991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三个阶段，可称之为“波动中转变的中期阶段”。

生育水平在2－3之间波动。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计划生育本身的手段也十分有限，所以生育率下降在接近极限的时候外部的控制力和内部的反控制力就构成了持久的冲突，形成了“拉锯战”的局面。在本阶段，我们多年的努力已经使“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但由于超越了特定的生育率转变的文化边界，所以出现波动也在所难免。

（4）1991年到1999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四个阶段，由于这段时期的生育率变动出现了相对稳定的下降趋势并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所以不妨称之为“持续的低生育率阶段”。与前一阶段比较，它的特点一是曲线下延比较平滑，二是持续地低于更替水平。这一阶段的成绩可以说是既梦寐以求。又来之不易。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大致达到了而且多年来维持了一个1.8左右的低水平。

但未来的走势到底如何，似乎还没有权威的说法。事实上，1995年以后的数据也是有多家的估计，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不过，估计的差别很小，大致在1.8左右的水平上波动。

从今后的变化看，有些“波动”恐怕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但只要能持久地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就不会影响我们实现2010年将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在刀世纪的上半叶实现人口零增长的目标。

在最后的那个阶段，也就是对当下的中国来说，稳定住一个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对于最后的和完成意义的人口转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人口惯性增长时期，生育率的控制和转变决定着出生率的变动，最终影响着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

目前，我们来自人口数量方面的挑战既有存量方面的问题，也有增量方面的问题。解决或者说降低增量，就是要遏止和减缓人口存量的膨胀。但解决了人口增量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人口的存量问题。而“稳定低生育水平”在短期内服从的是增量控制的要求，从长期来说则是服从于存量减少的要求。这样，从结合适度人口目标而设计的人口控制目标，决定了“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唯一正确的战略抉择。中国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但在付出了代价之后，我们的确为相对减少人口的压力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3、从“制度一政策一发展”的综合角度看人口转变历程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看人口转变，譬如以1973年国家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方案开始算起，根据几个主要年份的数据，可以很明显地分出几个阶段。这种划分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同的历史作用。结合图1和图2，我们知道：建国初期的死亡率转变和70年代初期的出生率转变是两次意义重大的转变。但显然，70年代前，出生率已经有下降趋势。进入80年代以后，出生率下降的空间实际上已经不大，进一步的下降预计会是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过程。

从人口转变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始终处在传统阶段或者说人口转变的萌芽阶段。

而到20世纪中叶以后，人口增长转入转变阶段，使得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的差距拉大，人口增长急剧加快，形成了现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形成现代中国的人口爆炸。1950-1995年间，中国人口实际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7.3‰，是历史上和平时期年平均增长率（以7‰计）的2.5倍。考虑到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因素的影响，这样，就不妨以1970年为分界计算进入现代以后两个时期的人口增长率：1950－197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20.48‰，1971－1995年为14.75‰，前者比后者高出近6个千分点。如果1971－1995年继续保持1950－1970年的高增长率，那么1995年的总人口将是13.85亿，而不是12亿，多出近2亿人。②任何一个经历过人口转变过程的国家必然有一个人口增长加速的过程，所以现代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有其客观必然性。不批马寅初，也避免不了这样的历史命运，只不过人口转变可能会提前完成，人口转变增长量会相对减少而已。

这样，如果中国人口转变从建国初期算起，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一幅简图来总结一下中国人口转变的特点：

其一，在1950－1973年，无论哪种估计，死亡率的下降幅度要大于出生率的下降幅度，死亡率从18‰下降到7‰，而出生率则从32‰下降到28‰。这是死亡率下降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又是人口转变的开始阶段。由于当时死亡率的下降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制度型转变”。

其二，在1973—1980年，则恰恰相反，出生率的下降幅度要显著大于死亡率的下降幅度，出生率从28‰下降到18‰，死亡率则从7‰下降到6‰。这一阶段是人口转变的加速阶段，是出生率下降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由于其时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与我国大力推行的“晚、稀。少”生育政策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政策型转变”。

其三，1980年以后是人口转变的趋缓阶段，也是趋向完成阶段。其时粗死亡率的变动相对稳定，差不多在6.5‰的水平上波动，粗出生率则比较缓慢地这些波动中有所下降，粗出生率从18‰降到16‰。其间，改革开放为人口控制创造了日趋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社会的生育控制也在不断地完成自身的变革。越是到后期，越是清晰地展现出综合型“发展”的伟力。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发展型转变”。

除了上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特点还表现在：门）死亡率率先下降，这同于50年代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FrankW.Notestein）所概括的经验模式。

（2）粗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是外力作用的产物，没有人口政策的作用，中国人口的粗出生率大概不会下降得这么早、这么快。

（3）中国人口转变的完成阶段将比较长，也可能是三个阶段中最长的。在完成阶段，人口转变的推动力将更多地有赖于现代化的力量。推促生育率及出生率下降的政策效应已经大大递减，所以期望生育率。出生率有进一步下降就要在一个较大的历史跨度内寄希望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其中生育文化的现代化可能会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

（4）1950年至今中国人口一直处于人口转变的过程当中。7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政策效应相当显著，80年代以后政策效应趋向弱化，虽然在具体工作中离不开社会制约机制，但实际上社会制约机制的功效已发挥到极致。特别是到了9O年代，社会进步大背景下的利益导向机制的作用开始日趋重要。

（5）在三个阶段的划分中，第一阶段的死亡率率先下降可以视为制度变革的产物，建国之初国泰民安，医疗卫生条件大有改善，死亡率明显下降，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到50年代后期，出生率也有了缓慢然而自觉的下降趋势。第二阶段的出生率下降属于典型的“政策型”，是通过政策的力量压下来的，但政策的功效毕竟不是万能的，生育率的下降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社会文化边界。进人80年代以后，“一胎化”的生育政策由于缩小和限定了生育决策的空间，结果导致了大量的文化边界上的生育冲突。这样，到了第三阶段，就可以将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归类为“发展型”。换句话讲，没有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发展并触动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育态度，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将是难以预期的。

（6）中国人口转变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7O年代以来引入了强有力的人口政策因素，从而干预了自然的人口转变过程，使之速成。但为此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例如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升高、偏高问题，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问题，独生子女素质发展的失衡问题，统计数据的失真问题，干群关系的紧张问题，如此等等。

历史有时会出现惊人的重复。20世纪前的2000多年间，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是波动式缓慢增长，至18世纪30年代，突然转为急剧增长，突破1亿大关。其后100多年间，接连翻两番，1835年达到4亿，从而奠定了中国人口大国的地位。进入20世纪，中国人口也同样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波动式缓慢增长，到60年代初突然急剧上升，1964年突破7亿，1969年达到8亿，1974年达到9亿，1981年突破10亿，1988年为11亿，1995年为12亿，现在正向13亿逼近。中国人口史专家姚远博士对此评论说，中国这100年人口发展过程看似轮回千年的增长模式，但却是更高层次的“重复”，应该看到它的增长内力已经减弱，是伴随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的总量放大。

全新式的人口革命

20世纪的百年间，中国人口发展基本上可以分成前50年和后50年两大阶段，也就是以新中国成立为分水岭。前50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7.8‰。，后50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2‰。

姚远博士认为，百年人口的两个阶段反映了中国人口的两个变化：第一，从旧人口向新人口的转变；第二，从自在人口向自觉人口的转变。所谓旧人口，是指前50年人口，基本上延续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模式。据研究，旧中国的出生率约为38‰，死亡率约为33‰，自然增长率约为5‰。所谓新人口，是指后50年人口，正在完成人口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和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所谓自在人口，是指前50年间，人口生育行为处于自发的状态，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所谓自觉人口，是指人口生育行为始终处于某种理论的影响之下，如50年代的“人手论”，强调人的创造能力是无穷的，使得中国人口的列车加速运转；70年代提出“人口论”，看到了人作为消费者的一面，这为控制人口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90年代“人脑论”唱响“降低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主旋律，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更注重人口内在素质的提高。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口有5亿4千万,1980年人口为9亿8千万,1999年人口为12亿5千9百万。1980年—1999年人口增加了2亿7千9百万,几乎是1949年人口的一半。

口增长: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作用

在一般人看来,中国人口的增长是由于中国人太能生育了,其实不然。1949年以后中国人口增长几乎完全由于死亡率的下降,而不是由于生育率的上升引起的。换句话说,1949年以后中国人营养的改善,人均收入的提高,家庭并没有因此提高生育率。

中国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归功于知识和技术的进步与传播:饮用清洁水,改善公共卫生设施、减少传染病尤其是婴儿传染病、食用卫生的食品等等。

当问起中国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的原因时,有人会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是因为计划生育的作用。的确计划生育功不可没,但是如果没有优越的社会制度、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的提高,知识的广泛传播和利用,计划生育是坚持不下去的。另外,还有人认为美国学者贝克尔的生育经济理论对中国生育率下降没有解释力。笔者相信,随着中国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孩子的经济价值下降,家庭从过去追求孩子的数量转向注重孩子的质量,父母不再追求从孩子身上获得经济效用,而是心理上的满足。当现代避孕知识和避孕药具的发展和传播被广泛利用时,家庭有能力在更大程度上并以最低成本决定什么时候生育、生育孩子的数量以及生育间隔。

而到20世纪中叶以后，人口增长转入转变阶段，使得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的差距拉大，人口增长急剧加快，形成了现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形成现代中国的人口爆炸。1950-1995年间，中国人口实际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7.3‰，是历史上和平时期年平均增长率（以7‰计）的2.5倍。考虑到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因素的影响，这样，就不妨以1970年为分界计算进入现代以后两个时期的人口增长率：1950－197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20.48‰，1971－1995年为14.75‰，前者比后者高出近6个千分点。如果1971－1995年继续保持1950－1970年的高增长率，那么1995年的总人口将是13.85亿，而不是12亿，多出近2亿人。②任何一个经历过人口转变过程的国家必然有一个人口增长加速的过程，所以现代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有其客观必然性。不批马寅初，也避免不了这样的历史命运，只不过人口转变可能会提前完成，人口转变增长量会相对减少而已。

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是多少？

中国人口增长率降至0.6％

2004-9-910:20:34　　来源:香港文汇报

【本报驻武汉记者张小焱8日电】中国今天在此间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展论坛上，公布了《中国人口与发展国家报告》，《报告》介绍了10年来中国在人口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坦陈目前及未来面临的挑战。

《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有效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目前中国生育水平已降至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水平整体上呈现平稳下降态势，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由90年的2.106%和1.439%下降到03年的1.241%和0.601%。

此外，近年来，中国女性的地位不断提升。02年，全国妇女就业3亿3,552万人，占就业人口总数的45.5%；在18至64岁的女性中，文盲比例从90年的30.1%下降到00年的11.1%。孕产妇死亡率从94年的64.8人/10万人，下降到02年的50.2人/10万人；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94年的4.96%下降为02年的3.49%。

20年减4亿贫困人口

而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也在急剧减少，从81年的4.9亿人，约占世界总数比重的35%；下降到02年的8,800万人，约占世界总数比重的7%。

据悉，目前国家级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正在进行当中。这次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注重促进人的全面进步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全面、深入、系统地对中国人口的数量特别是结构、质量和分布及其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进行战略性、前瞻性研究，并提出科学、可行的政策建议。

中国优生优育复协会会长秦新华10日在上海表示,由于中国制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等政策,目前2113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到1%以下5261。但中国人口增长的态势仍不容乐观,人口数量仍以每年4102800万到16531000万的速度增长,新生儿每年达1600到20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