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情

杨秀情 孔雀舞视频

[邵多丽]舞蹈的完整视频video.sina/v/b/18196270-1372073197傣族舞是傣族古老的民间舞，也是傣族人民最喜爱bai的舞蹈。流行于整个傣族地区，以瑞丽县和耿马县孟du定的孔雀舞为代表，而且有不少以跳孔雀舞为生的职业艺人，他们模仿孔雀：飞跑下山、漫zhi步森林、饮泉戏水、追逐嬉戏、拖翅、抖翅、展翅、登枝、歇枝、开屏、飞翔…dao…等等。跳出丰富多彩的舞蹈动回作和富于雕塑性的舞姿造型。他们的舞蹈有严格的程式和要答求，有固定的步法和地位，甚至每个动作都有固定的鼓语伴奏。baike./view/1223090?wtp=tt

历史上太平天国中的杨秀清是怎么死的？

被韦昌辉杀死的。

自1853年建都天京后，杨秀清频繁使用代天父传旨的特权，其中大多是为了处理内部矛盾，排挤异己。

1856年8月，在指挥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杨秀清以此大功为由，假借代天父传旨，要求洪秀全把他由“九千岁”加封为“万岁”。

以此事为引，内官统领陈承瑢向洪秀全告密，说杨秀清要谋朝篡位。洪秀全得知后立刻派出密诏，让领兵在外的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人返回天京诛杀杨秀清。

1856年9月2日，天京事变爆发，韦昌辉乘夜率三千兵众突袭东王府，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众几乎尽遭屠戮。

扩展资料：

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之间嫌隙日生，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各自结成自己的势力集团，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

东王杨秀清掌握大部分军政实权，其骄傲专横的作风扩大了他和洪秀全、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的矛盾。

1856年，八九月间江南大营被打垮之后，杨秀清更逼天王洪秀全到东王府封其万岁。洪秀全密令韦昌辉和石达开回部对付杨秀清。

韦昌辉接令后立即率兵回天京，包围东王府，诛杀杨秀清及其眷属，在天京城内制造大屠杀，实行恐怖统治，并杀死杨秀清全家老小，石达开逃往安庆。

韦昌辉的屠杀和暴虐统治激起了天京将士的愤怒，石达开也要求洪秀全惩办韦昌辉，洪秀全遂于11月初处死韦昌辉及其心腹200多人。

11月底，石达开回天京，洪秀全命他掌管政务，但是对其心存疑忌，加封自己兄弟为王，处处牵制石达开。1857年6月石达开率部出走，1863年5月陷入清军包围，全部被剿灭。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天京变乱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杨秀清

1856年的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标志。它起因于杨秀清对洪秀全权威的挑战。

东王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奠基人之一。从金田村到武昌，从武昌到南京，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直到太平军第一次击垮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杨秀清绝对是太平天国实际上的全局指挥者。他还是太平天国的精神领袖。从1848年到1856年，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共代天“传言”近三十次，绝大多数是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稳定了军心、民心。这些“传言”内容庞杂，有宗教的、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还有假借“天父”名义“识奸”与“杀奸”的。在太平军定都天京以前，杨秀清的“传言”对于太平天国的事业具有积极意义。因为这种方法让太平军将士觉得“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有了如此巨大的精神力量，太平军早期真是一不怕死，二不怕苦，跟定上帝去杀“妖魔”，几乎所向无敌。

但是，随着太平军的不断壮大，杨秀清的“天父下凡”日益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往往以“天父”的名义审人、杀人，或斩首，或五马分尸，或“点天灯”，使太平天国人人对他又敬又畏。对天王洪秀全来说，杨秀清的“天父传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支柱。到南京后，就种方法就完全成了杨秀清搞特权最有效的手段。即使对洪秀全的二哥洪仁达，杨秀清也敢借“天父”的名义把他捆起来打一顿。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人也是对杨畏惧有加，每当杨秀清“表演”时，他们都跪伏屏息，汗流满面，惟恐东王以“天父”的名义把自己杀掉。

在1855年颁布的《行军总要》中，杨秀清基本把自己当成“天父”，“生而知之”的神人，忘了他是太平天国的老二了。早在1853年底，洪秀全虐打后宫嫔妃，杨秀清看不过去，就佯装“天父”附体，传言表示了对洪秀全的不满。洪知道自己要赖杨秀清扶持，只好当众允诺了杨的要求。不久，军中有被掳百姓出于好奇心，偷偷溜进洪秀全的营帐，在夜间偷窥洪与妃子们的房事。洪秀全发现后，立刻把那人绑起来，在自己帐前杀头。杨秀清又不高兴了，就以“天父”传来责斥洪秀全：“你与众兄弟一起打江山，杀人大事，为什么不与四位兄商量！要重重罚你！”洪秀全无奈，只得跪下认错，表示愿打愿挨。北王、翼王等人也跪地求饶，表示愿意代替洪受杖责。杨秀清才罢手了。

定都南京以后，太平天国一切军国大权都掌握在杨秀清一人手中。大事小事，都要禀告东王府才能实行。杨秀清不仅高高在上，出行时也大讲排场，要有近千人随从。指挥太平军攻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之后，杨秀清完全陶醉于自己的丰功伟绩之中，觉得“九千岁”的称号已经不能满足自己了，便又咣当一声倒地，然后伪称“天父”下凡，传唤天王洪秀全，当着一大批高级官员的面以“天父”的身份训斥洪秀全说：“你与东王都是我的儿子，东王有如此大功劳，为什么只称九千岁？”洪秀全只得跪下回答说：“东王打江山，也应该称万岁”。“天父”听后，满意得笑了，说：“这样就好，我回天堂去了。”

但是，洪秀全没有立即封杨秀清为“万岁”。他假装为了郑重其事，要等下个月，即9月23日杨秀清生日时，当众正式封东王为“万岁”。杨秀清也想借此抬抬洪秀全，就说：“我当万岁，尊你为万万岁。”洪秀全故作欢喜，二人尽欢而别。

太平天国在当时是“新事物”，与中国社会的传统伦理大相径庭。各个王朝的“万岁”只有一个，就是皇帝。但在太平天国中，“主”有五位，“万岁”有八位。“五主”是天父“上主皇上帝”，耶酥“救世主”，洪秀全“真圣主”，洪秀全儿子洪天贵福“幼主”，杨秀清“赎病主”。洪秀全本人也承认：“朕是禾王，东王禾乃，禾是比天国良民。禾王、禾乃俱是天国良民之主也。”由于劳苦功高，杨秀清在被杀前有“三帅一主”的封号，即禾乃帅、劝慰师、左辅正军师、赎病主。依据这种理论，杨秀清称“万岁”，并非僭越。太平天国八位“万岁”，刻在“太平玉玺”之上，上有“八位万岁，恩和仁辑，永定乾坤，永锡天禄”等字。这八个“万岁”，除上帝、基督、洪秀全、洪秀全儿子洪天贵福以外，应该还包括洪秀全另外两个儿子洪天光、洪天明，以及杨秀清、肖朝贵，加起来就是“八位万岁”了。早在1852年写成的《天条书》中，就有这样的句子：“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酥为救世主，赞美圣神风为圣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圣神风”和“圣灵”都是杨秀清，可见他在教门中的地位之高。另外，洪秀全也曾写道：“东王是上帝爱子，与天兄及朕同一老妈所生，在未有天地之先，三位同是一脉亲。”

由于他们公认为只有“天父上帝”可以称“帝”，所以洪秀全与杨秀清等人都只称“王”。当然，在六王之中，洪秀全的“天王”排第一，杨秀清的东王虽然是第二，但却能统管其他四王。依照拜上帝会的规矩，天王与其余五王是兄弟关系。他们尊耶酥为“大兄”，称洪秀全为“二兄”，并不称他为“圣上”或“主上”。洪秀全称杨秀清为“清胞”，称石达开为“达胞”，称韦昌辉为“正胞”。几个人吃饭时，也是一起坐着吃宴。

不论杨秀清在太平天国中的地位如何之高，他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名义上仍然是位居天王之下的第二位。如果他甘心于这个二把手，天王心中就能容纳他。如果他想与天王平起平坐，历代君王都不会允许类似事情发生的。于是，他的骄横与目无天王，终于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杨秀清1848年的“代天父传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实起了扭转危难局面的枢纽作用，是他对天国事业的重要贡献之一。这不仅为会众所认同，而且也为洪、冯等领导人所首肯。但就在杨秀清出于真诚的动机演出“代天父传言”的一幕时，实际又为新的更大的革命危机的爆发埋下了引线。这是洪秀全和杨秀清本人始料不及的。杨秀清通过1848年的第一次“代天父传言”，牢牢地掌握了天国至高无上的神权；1851年永安封王建制，杨秀清又取得了节制而王以下诸王的统兵大权；1853年定都天京后，由于洪秀全“临朝而不理政”，杨秀清又在“主”与“军师”的政治体制下掌握了天国的耐朽杨秀清三权归一，已经成为总操万权之职的实权人物。但是，从1853年定都天京开始，洪杨们随着由先前的草莽英雄一变为”小天堂”的主人，其固有的自私性、狭隘性等种种劣根性逐步暴露出来了，开始在追求特权和享乐的封建化道路上越滑越远：思想上追求封建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作风上追求家长式领导(独断专行)：生活上追求帝王式生活(妻妾成群，宫女千计)。如此全面迅速的蜕变终于带来了严重恶果：过去的同甘共苦变成了同床异梦；情同手足变成了离心离德；荣辱与共，变成了互相猜忌和争权夺利。杨秀清的独揽大权，对洪秀全的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而杨秀清在天京事变前，不恰当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了“代天父传言”这一最初的“发明”和独家拥有的“神权”，让洪秀全非常难堪：一旦“天父下凡”，附身显圣，就连天王洪秀全也要随叫随到，也要以子辈的身份屈膝匍伏在杨秀清的脚下，聆听高高在上的“天父”的训诫，甚至还要领受杨秀清人为的侮辱。不仅如此，为了早日实现“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的目的，杨秀清同样用“天父下凡”的神话为自己歌功颂德的行为，更让洪秀全难以容忍。但事已至此，洪秀全欲用和平方式改变皇权旁落局面已非易事，或者说已根本不再可能。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与生俱来的封建神权的感召力，不会轻易在人们心目中自消自灭。另一方面，杨秀清已将神权、政权和军权集于一身，他不但不会自行放弃使之扶摇直上的封建神权，更不情愿将军政大权复

归于洪秀全。恰恰相反，随着杨秀清个人思想的进一步蜕变和权力欲的急剧膨胀，他更变本加厉地向着揽权篡位的方向发展。洪秀全要想改变这种严峻局面，结束这场皇位争夺战，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诛杀杨秀清。

1856年上半年，在杨秀清主持下，太平军先后取得了西征和天京破围战的重大胜利，太平天国军事斗争进入了全盛时期。在这些辉煌的胜利面前，杨秀清把这一切胜利归功于自身，骄矜自傲，“不能自忌”。杨秀清错误地认为，压服洪秀全自称“万岁”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便毫不犹豫地再一次祭起了“代天父传言”这一“法宝”，逼天王封其为“万岁”。这对洪秀全来说不啻冷水击身。已再没有退路的洪秀全决定用杀戮回报杨秀清，他表现主动加封杨秀清为“万岁”，实是借此一面麻痹杨秀情，一面激怒韦辉。1856年9至11月，终于在杨秀清最后一次“代天父传言”的形式下演出了“逼封万岁”的闹剧，并进而引发了一场由诛杨开始到杀韦为止的变乱悲剧。洪、杨决裂过早地来到了，数以万计的天国儿女不是死在与敌人战斗的沙场上，而是倒在了天国兄弟的刀锋之下。太平天国由此走向衰亡。

历史上太平天国中的杨秀清是怎么死的？

杨秀清1848年的“代天父传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实起了扭转危难局面的枢纽作用，是他对天国事业的重要贡献之一。这不仅为会众所认同，而且也为洪、冯等领导人所首肯。但就在杨秀清出于真诚的动机演出“代天父传言”的一幕时，实际又为新的更大的革命危机的爆发埋下了引线。这是洪秀全和杨秀清本人始料不及的。杨秀清通过1848年的第一次“代天父传言”，牢牢地掌握了天国至高无上的神权；1851年永安封王建制，杨秀清又取得了节制而王以下诸王的统兵大权；1853年定都天京后，由于洪秀全“临朝而不理政”，杨秀清又在“主”与“军师”的政治体制下掌握了天国的耐朽杨秀清三权归一，已经成为总操万权之职的实权人物。但是，从1853年定都天京开始，洪杨们随着由先前的草莽英雄一变为”小天堂”的主人，其固有的自私性、狭隘性等种种劣根性逐步暴露出来了，开始在追求特权和享乐的封建化道路上越滑越远：思想上追求封建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作风上追求家长式领导(独断专行)：生活上追求帝王式生活(妻妾成群，宫女千计)。如此全面迅速的蜕变终于带来了严重恶果：过去的同甘共苦变成了同床异梦；情同手足变成了离心离德；荣辱与共，变成了互相猜忌和争权夺利。杨秀清的独揽大权，对洪秀全的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而杨秀清在天京事变前，不恰当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了“代天父传言”这一最初的“发明”和独家拥有的“神权”，让洪秀全非常难堪：一旦“天父下凡”，附身显圣，就连天王洪秀全也要随叫随到，也要以子辈的身份屈膝匍伏在杨秀清的脚下，聆听高高在上的“天父”的训诫，甚至还要领受杨秀清人为的侮辱。不仅如此，为了早日实现“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的目的，杨秀清同样用“天父下凡”的神话为自己歌功颂德的行为，更让洪秀全难以容忍。但事已至此，洪秀全欲用和平方式改变皇权旁落局面已非易事，或者说已根本不再可能。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与生俱来的封建神权的感召力，不会轻易在人们心目中自消自灭。另一方面，杨秀清已将神权、政权和军权集于一身，他不但不会自行放弃使之扶摇直上的封建神权，更不情愿将军政大权复

归于洪秀全。恰恰相反，随着杨秀清个人思想的进一步蜕变和权力欲的急剧膨胀，他更变本加厉地向着揽权篡位的方向发展。洪秀全要想改变这种严峻局面，结束这场皇位争夺战，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诛杀杨秀清。

1856年上半年，在杨秀清主持下，太平军先后取得了西征和天京破围战的重大胜利，太平天国军事斗争进入了全盛时期。在这些辉煌的胜利面前，杨秀清把这一切胜利归功于自身，骄矜自傲，“不能自忌”。杨秀清错误地认为，压服洪秀全自称“万岁”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便毫不犹豫地再一次祭起了“代天父传言”这一“法宝”，逼天王封其为“万岁”。这对洪秀全来说不啻冷水击身。已再没有退路的洪秀全决定用杀戮回报杨秀清，他表现主动加封杨秀清为“万岁”，实是借此一面麻痹杨秀情，一面激怒韦辉。1856年9至11月，终于在杨秀清最后一次“代天父传言”的形式下演出了“逼封万岁”的闹剧，并进而引发了一场由诛杨开始到杀韦为止的变乱悲剧。洪、杨决裂过早地来到了，数以万计的天国儿女不是死在与敌人战斗的沙场上，而是倒在了天国兄弟的刀锋之下。太平天国由此走向衰亡。

石达开的问题

首先正像楼上的朋友所说的，电视剧在天京事变的表现中存在严重的歪曲历史，美化洪秀全丑化杨秀清石达开等人的问题，而且大多数情节都是胡编乱造的，处死秦日纲应该的确应该是石达开的要求，至于洪秀全求情云云就毫无根据纯属捏造——他自己在天京事变中扮演了见不得人的不光彩角色，两三万人的无辜被杀，石达开全家的血仇，他有脱不了的干系，所作所为早就失尽人心，推出秦日纲来做替罪羊是巴不得的事……其次退一步说历史上石达开是坚持处死秦日纲的没错，但这又什么不对吗（就算洪真的为秦“求情”），我觉得楼主你的问题问得也太奇怪了，太平天国在天京事变中总共有两三万人被杀，那些忠诚勇敢的战士们，没有饿死在家乡，没有战死在沙场，却无辜惨死在自己人的刀下，死者中还包括许多老幼妇孺，造成如此惨剧的罪人难道不该严惩，还死者一个公道，还生者一个天理么？如果说韦昌辉的部下参与这样的暴行是身不由己，情有可原，那秦日纲的为虎作怅，助纣为虐，他本人至少有七成的责任（剩下的在洪秀全身上）洪秀全在天京事变期间，纵容韦昌辉、秦日纲滥杀无辜，天京血流成河，天国人心惶惶，在战场上从不畏惧的战士们在这样的自相残杀面前却心惊胆寒，高唱“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袱回家转，还是做长工”，本来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替天行道”的义军领袖的起码资格，石达开如果愿意，完全可以把他和韦昌辉、秦日纲一起作为国贼声讨，废其主位，取而代之，就因为不愿意走到这一步，石达开才给了洪秀全自己处死韦昌辉、秦日纲等人的机会，给他自己纠正错误、挽回人民的信任的机会，而洪秀全非但不知自省、悔过，还想借机收买利用这种人，石达开有什么理由要给他这种面子？为天国出生入死的上万兄弟姐妹兄弟的生命，他们的上百万亲人、朋友受到的巨大伤害，天国因此次内讧遭受的政治上军事上的巨大损失，还有世间起码的天理公道，难道还不及洪秀全的“面子”重要？如果石达开在这种时候光是计算着自己一个人的荣辱进退，不站出来替屈死的跟和活着的受害者讨还一个公道，天下人又会怎么看太平天国？换你是当时的人，你会认为这种明白无故死了几万人主凶之一却被最高领导人的一句话赦免的政权下面，还有公正存在吗？这种政权值得冒着凌迟处死、诛灭九族的大罪去支持和追随吗？国法、公义，是上层的头头们拿来私相授受、做利益跟人情交换的私器吗？洪秀全想顾全的只是自己和洪氏家族的眼前利益，而石达开顾全的是为了天国舍生忘死的十几万战士、天国统治下几千万民众、乃至全中国几亿人的人心。他放弃了取天王自代的机会，对参与杀害他全家的韦昌辉、秦日纲的部下全部赦免，甚至派人保护韦昌辉的家人免受骚扰，在洪秀全想借题发挥株连韦俊的时候，也是他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他的光明磊落、心胸宽广，在当时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所以才会“各种报道都把他描述成为英雄侠义的----勇敢无畏，正直耿介，无可非议”。但是，宽仁不是没有限度的，只考虑自身进退而丧失原则，不敢维护公里，岂是“义王”所当为？不株连韦、秦部下，是有所不为，而处死韦、秦，是有所必为，这难道不是大丈夫行径么？

石达开的所作所为，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治清明，繁荣昌盛的时代，都会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在那些朝纲混乱，是非颠倒的年代，才会被认为不合情理。希望楼主不要拿某些清宫戏里成天只知道替自己精打细算的官吏去跟天国的英雄比，更不要用张笑天那种的井底之蛙猥琐、扭曲的价值观去衡量顶天立地的义王——为了一己的进退荣辱反复绸缪步步为营，连起码的公理道义都可以置诸脑后，甚至不惜颠倒黑白助纣为虐，那样的人也配谈“做人”么？

以下摘自史式《“逼封万岁”说考谬》，由“翼王坪-石达开纪念馆”录入。全文见http://mem.netor.com/m/jours/adindex.asp?boardid=9837&joursid=15455

我们追查有关天京内讧的史料，整理出天京内讧的起因共有五说。即，

一、逼封万岁说。

二、索取伪印说（包括索取金玺）

三、告密说（包括遭陷害说）。

四、加封万岁说（包括故意加封说）

五、自居万岁说。

在这五说之中，倘有一说可以成立，即足以否定其他的说法。‘逼封万岁“说显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这一说法从太平天国文书，从清方记载，从外国人的记载中都找不到一点根据。

与“逼封万岁”说相比。“告密”说肯定要占上风。因为从太平天国文书，清方文书、外国人的记载中都能找到根据。

当时（距离天京内讧不到一年）有两个外国人所写的通讯都认为天京内讧是由“告密”所引起的。布列治门发表在1857年l月3日《华北先驱周报》上的一篇通讯中说

“先是杨秀清有一心腹部将为其亲信，不知何放，向洪秀全告密，洪立即召其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回兵勤王，一以保护其自己生命，次则以诛灭谋篡位者。。

“缘那大僭窃音（指杨秀清自1849年起即自称得上帝附体，因之而成为全军的实际元首，却被阴谋所算而被杀。人皆相信彼有奸谋欲弑天王而夺其位，他却被一同盟的高级人员所卖。对天王告密。而自告奋勇愿负扫除奸党之责。洪秀全于昏聩闭之中忽然醒悟。立即传谕召出征安徽之北王韦昌辉及方奔丹阳之顶天侯。或并有其他首领回京。”

“告密”说与“逼封万岁”说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杨秀请确已当面逼迫洪秀全封其为“万岁。。则篡位意图已经公开暴露，还有什么更甚于此之”密“可”告“？既然有人”告密“。说明杨秀清是在秘密活动，并没有公开”逼封万岁“。麦高文的通讯中还指出了告密者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中的第八位。从洪秀全算起，第八位应是胡以晃。但胡以晃在内江之前早已病死，如果排除已死的人不算，则第八位应是朝内官领袖佐天侯陈承熔。

此事在清方文书中也可以找到根据。据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秦报：洪秀全在杀韦昌辉之后，又于十一月初一日将燕王秦日纲与佐天侯陈承熔同时处死。太平天国官方公开处死这三个人，显然与追究内讧责任有关。韦昌辉、秦日纲是袭杀杨秀清并大杀其部属二万余人的罪魁祸首，陈承镕则可能是犯了“告密”不实的陷害罪而被处死，此外就很难找出公开处死他的任何原因。

与外国人的记载、清方记载相比，太平天国本身的正式文书更能说明问题。洪秀全在《踢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记》中明确指出杨秀清之死是“遭陷害”的。这与“告密”说正好互相对应：“告密”者告密不实，被“告密”者就会遭陷害“。诏中说：

“爷遣东王来赎病，眼蒙耳聋口无声，受了无尽的辛战，妖损破颈跌横。爷爷预先降圣旨，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

在说明杨秀清遭受陷害之后不久，太平天国政府公开为之平反昭雪，定杨秀清被杀之日为东王升节扎，简称东升节。洪秀全在《天历六节并命官富作月令诏》中说，

“天历三重识东王，降托东王是父皇，爷前下凡空中讲，爷今圣旨降托杨。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王，谢爷降托赎病主，乃埋世人转天堂。”

虽然人死不能复生，但是平反与不平反还是大不相同的。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熔均系因罪被诛，爵除，家属成为罪人家属。而杨秀清则公开平反，追念前功。以洪秀全第五子袭爵、称幼东王。定其忌日为东王升天节，成为天国六节之一。如果真有“逼封万岁”一事，则叛迹已显，大逆不道，岂可如此险重平反！只有他确实遭到陷害，并无“逼封万岁”劣迹，才能得到这样的身后殊荣。太平天国官方公开宣布杨秀清之死为“遭陷害”为之隆重平反，这是对“逼封万岁”说最有力的否定。

如果缺少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否定“告密”说，那就没有理由肯定“逼封万岁”说，因为这两种说法不能并存。

与“告密”说相比，其他三说也都缺少有说服力的证据很，难与“告密”说抗衡。

“索取伪印”说首先见于怡良的奏报。但是写奏报的怡良本人也不敢加以肯定，只说：“所闻不一，而其内乱则不为无因”。

这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值一提。

“加封万岁”说来自《石达开自述》。这个“自述”有三种不同的本子，《三略汇编》本是较原始的本子，其中说：

“达开自江南带人到湖北，，听闻洪秀全们在金陵彼此疑忌，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岔气，把杨秀清杀了。”

《骆秉章奏搞》本经过多次篡改，真实性不如上一个本子，其中说：

“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情杀死。”

《蜀？述略》本似为“奏搞”本的节本，其中说：

“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请洪诛杨，洪不许，转加杨伪号，韦不服，将杨杀死，”

三种本于内容大致相同，而以《三略汇编》本较为详细，说明了洪秀全故意加封杨秀渭的意图，但仍令人难以信服。因为：

一、天京内讧发生之时石达开远在湖北，只是“闻有内乱之信”，对于天京城门的实情无由得知。所记只能是揣测之词。

二、自述并非石达开亲笔。而是由石达开口述，清吏代笔，事后并经清方官员大肆删除，可信的程度不高。

“自居万岁”说最先见于《平定粤寇纪略》，是说杨秀清“阴有自立意，令其下呼以万岁”，因而为洪秀全所忌，以致爆发内讧；此说实在太简单了。杨秀清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可以引起洪秀全猜忌的很多，何至于只因此一事就引起内讧。

比较而言，在五说之中，以“告密”——“遭陷害”说最为可信。不推翻此说，则“逼封万岁”与其他三说均难以成立。

其实，当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的派系之争，洪、杨两人的虚位与实权之气都是人所尽知的。所谓‘告密“或”遭陷害“，不过是内部互相倾轧的一些表现形式，原无多少”秘密“可言。

天京内讧，自然是这种内部矛盾的总爆发。王庆成同志从英国带回的新发现的《天父天兄圣旨》对于这种内部矛盾揭露得不少。

尤其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早（即杨秀清被杀的18天之前）那一次天父下凡的记载与天京内讧的起因密切相关。现将原文照录如下；

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早天父劳心下凡，诏曰：秦日纲帮妖，陈承熔帮妖，（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午时，天王御驾至九重天府。

天父复劳心下凡，降圣旨云：“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诏毕，天父回天。“

这就说明在天京内讧正式爆发之前杨秀情已经察觉到秦日纲、陈承熔有背叛（帮妖）的行为，而且已经严重到“未有救矣”的程度。后来这两个人确实站到了杨秀清的对立面成为洪、韦杀杨的最大帮凶。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的互相倾轧由来巳久，天京内讧只不过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次大变化。如果是这样，笔者认为：天京内讧的爆发就不一定需要什么“起因”。没有杨秀清的‘逼封万岁’。没有陈承熔的‘告密“，没有杨秀清的”索取伪印“，没有洪秀全的故意”加封’。没有杨秀清的‘自居万岁“这样一些原因，矛盾激化到一定的程度，内讧也会爆发。

杨秀清既已直接指出、秦。陈“帮妖”，但是并没有采取任何加以制裁的行动，说明秦、陈已经得到底护，矛盾已经激化，冲突即将开始。在这种形势下，找个借口作为爆发内讧的起因已经没有什么必要。这一新史料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打开思路走出迷宫。

既然当时矛盾已经激化到剑拔弯张的程度，已不需要寻找一个适当的借口，则探讨内讧的所谓‘起因“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节略）……

我门仅仅举出一系列的理由说明“逼封万岁”不是事实那还不够。也许有人会问：不是事实，又是什么？笔者认为，“逼封万岁”既然不是历史事实，那就只能是小道消息，政治谣言。

如果反问：这种政治谣言是谁制造的？笔者认为‘可以顺藤摸瓜，谣言对谁有利，就可能是谁制造的。因为造谣者只会编造对自己有利的谣言，不会编造对自己不利的谣言。比较洪、杨双方，“逼封万岁”之类的谣言当然不利于杨而有利于汉。如果是洪秀全指使韦昌辉害杨秀清，作为杀害杨秀清的理由，谣言就可能直接来自媒秀全；如果是韦昌辉擅杀杨秀清，则作为擅杀的理由，谣言就可能来自韦昌辉。不过，韦昌辉造谣，也得要洪秀全点头。因为“逼封万岁”之时，韦昌辉远在江西。洪秀全事后不对他说，他又怎么会知道？这就可能是洪、韦共同造谣。

洪、韦制造这个谣言也是事非得已。如果杀杨之后，群众意见不大，也就没有造谣的必要。可是杨秀清是太平天国实际上的领导者，无辜被杀，群情愤激，天京城里的冲突逐渐扩大，不给杨秀清制造一些罪名。难以服众，谣言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正如周屯同志在《太平天国》（初稿）一义中说；

“说杨秀清逼洪秀全封万岁，事实只是事后为了继续巩固群众而虚构宣布的，这就是中外记载中传说的可能的由来。”

杨秀清虽然有不少缺点与错误，但是当时并未犯下什么不赦之罪，何至全家处死，并且株连部属。事变发生之后，众怒难平，人心涣散，数万将士怀着无限悲愤的心情。跟随石达开远征不返。杨秀清在世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守将献城投敌——也连续发生。为了挽回人心，洪秀全被迫为杨秀清平反。如果认为这次平反是洪秀全真心悔过，怀念杨秀清那就是过于天真的书生之见。这实际上是一种姿态，一种策略。如果不是群众所加的巨大的压力，洪秀生是绝不愿意为杨秀清平反的。既已平反，“逼封万岁”之说自然不便再提，这就是谣言来日洪秀全而太平天国文书上又始终不提“逼封万岁”一事的真正原因。

有的同志认为天京内江之时洪秀全已经控制不住局势，杨秀清是韦昌辉擅杀的。但是从整个事变的过程看来，洪秀全完全能够控制局势。他先下令杀杨，并支持韦昌辉镇压杨的部属。

在石达开大兵压境，天京军民又群起反对韦昌辉的情况下，他又见风使舵轻而易举地下令杀了韦昌辉。如果韦昌辉能够挟制洪秀全，洪秀全就无法杀他。正如贾熟村、王戎笙两位同志在《有关太平天国洪杨韦石事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说：像这样的洪秀全，恐怕不是韦昌辉等人所能挟制得了的。以洪秀全的权力和地位，制止韦、秦扩大事变，总比下令处死韦、秦要容易得多。但他不仅没有去设法阻止反而一再和韦吕辉、案日纲站在一起。这些都说明洪秀全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力约，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挟制。因此洪秀全在这个事件中的严重错误，就是十分明显的了。“

天京内江之时，各种小道消息，政治谣言不少。除了“逼封万岁”之外还有“无诏擅杀‘、”诛杨密议“等等。这些谣言，都是为了满足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当时事态发展的轮廓大致如下：在洪、韦发动突然袭击杀害杨秀清之后，为了找个借口，推卸责任，于是出现了”逼封万岁“的谣言。由于杨秀清及其部属二万余人无辜被杀，群情愤激。为了挽回人心。

在韦昌辉伏诛之后又出现了“无诏擅杀”的谣言。及到石达开离京不返，为了稳定人心，把罪责推给石运开，又产生了“诛杨密议”的谣言。根据“谣言对谁有利”的线索，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谣言都来自天王府，来自洪秀全。

“无诏擅杀”是谣言而非史实，这比“逼封万岁”一事容易鉴别。如果真的是韦昌辉“无诏擅杀”杨秀清。洪秀全为什么不追究他的罪责？为什么不阻止他继续残杀扬的部属？如果说当时韦昌辉已经非常专横，洪秀全已经控制不了他，那么最后洪秀全下令杀他又为什么那么容易？足见杀杨、杀杨的部属以及杀韦都是出洪秀全决定的。不论有无诏书，韦昌辉都是忠实执行洪秀全的指示，无“擅杀”之可言。

“诛杨密议”之为谣言更易鉴别。第一次打破江南大营之后，尤其是在所谓“逼封万岁”之后，韦、石皆在前线督师，天各一方，无会面密议之可能。他们两人的行踪均有大量史料可以作证，不难澄清。

在太平天国历史上，“逼封万岁”“无诏擅杀”、“诛杨密议”等等可以说是内讧中的一系列妹妹谣言。既然其中“无诏擅杀‘、”诛杨密议“已经被史学界公认为不可轻信的谣言，则破绽百出的”逼封万岁“自然更不可信。

其实你也没错,你看看下面

这位青年copy领袖，作为目前太平军的中坚人物，各种报道都把他描述成为英雄侠义的----勇敢无畏，正直耿介，无可非议，可以说是太平军中的培雅得(法国著名将领和民族英雄)。他性情温厚，赢得万众的爱戴，bai即使那位颇不友好的[金陵庶谈]作者也承认这一点。du该作者为了抵消上述赞扬造成的美好印象，故意贬低他的胆略。正如其他清朝官方人士以及向我们口述历险经过的外国水手声称的，翼王在太平军zhi中的威望，驳斥了这种蓄意贬低的说法，不容置疑，他那意味深长的“翼王”的头衔，正表示他在军事上的雄才大略和他的性格。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敢做敢dao为的人”。

杨秀清怎么被杀了

神权君权相权兵权的复杂交叉

论天京内讧的必然性

史式

决定太平天国兴衰成败的关键性历史事件——天京内讧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由于某些临时因素所促成的偶发事件，还是属于无法避免的“历史的必然”？这个问题提出已久，但是至今还未解决。

一、当时的人是怎么看的

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回顾一下太平天国本身、清朝官方和当时的外国人是怎么看的。他们的说法，自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太平天国官书《天父下凡诏书二》中记载了杨秀清所说的一段话：“小弟虽足为臣者法，但后日幼主以后，亦要法我二兄海底之量，能受臣直谏，方尽为君之道也。自古以来，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误杀之，致使国政多乖，悔之晚矣！”真是不幸而言中。这话是在天京内讧的两年多以前说的。杨秀清虽然没有明说内讧必将爆发，至少可以说明，在领导集团内部矛盾逐渐激化的情况下，他已经有这种预感。

清方人物张德坚《贼情汇纂》一书，在天京内讧的一年多之前，就不仅估计“不久必有吞并之事”，而且对内讧发生的情况作了预测。此书《杨秀清传》中说：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洪秀全徒存其名。秀清叵测奸心，实欲虚尊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其意仿古之权奸，万一事成则杀之自取。”又在《韦昌辉传》中说：“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吞并之事。”张德坚是清方负责收集太平天国情报的官员，他的推测自有一定的根据，而非信口开河。

当时的外国人也曾考虑到这个问题。太平天国内讧之前二年，美国公使麦莲（R．M．Mclane），访问天京，他的随员写了一篇通讯发表在1854年6月24日的《华北先驱周报》上，认为“太平军已占有长江，迄至鄱阳湖，或至上游更远之地。照现在形势来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他们的胜利。有之，唯内讧而已。”他并没有说内讧必然发生，但至少是可能发生，否则，他在通讯中就不会提到这一点。

如果把杨秀清的预感和张德坚的推测综合起来，正好说中了内讧爆发的情况及其后果。杨的预感是洪会杀害功臣，张的推测是大事未成，杨不致于杀洪，但杨、韦会自相残杀。事实正是洪利用韦以杀杨。而其后果也正是自毁长城。

看来，当时的人大都有此看法：内讧难以避免。也就是说天京内讧是必然的。

二、今人有不同的看法

天京内讧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今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说：内讧并非不可避免，如果冯云山不早死，他就能够协调领导集团内部的关系，从而消弭内讧。罗尔纲先生就是这样看的。他在《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卷二十《冯云山传》中说：“冯云山事实上开创了太平天国，……但到了起义的时候，他看见实力握在杨秀清、萧朝贵两人手中，他为了要团结内部起见，就自己退让，屈居在杨、萧之下，并甘受杨秀清的节制。这一件事，说明了冯云山对革命的忠诚，丝毫不为个人的地位而有所考虑。当时洪秀全是完全依靠他的，杨秀清也让他几分。假如冯云山不是早死，他对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应该可以想法消弭的。他的战死，实在是太平天国极重大的损失。”还有的同志说，即使冯云山过早地牺牲，如果萧朝贵还在，也还能在领导集团中起到一些平衡作用，防止内讧的发生。总之，冯、萧两人都在，或者只有一个人在（最好是冯），都有防止内讧的可能，因而内讧就不是必然的。

另一些同志不赞成上述看法。他们认为：天京内讧有其内在的必然因素，即使冯、萧不死，也防止不了内讧的发生。笔者赞成这种意见，还想就自己的认识作一点补充。笔者认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通过长期实践，一个政权对于神权、君权、相权、兵权这四大权力的分配，早已形成了一种“常规模式”。凡符合这种模式的，才能长治久安；与这种模式有出入的，每每造成动乱；出入太大的，就会发生内讧、分裂，导致迅速覆亡。

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开始，就由于某种不得已的原因，对于四大权力的分配出现了很不正常的交叉关系。以后，从永安建制到定都天京，军事上虽然一路顺风，不断地取得胜利，但是四大权利的交叉关系非但未能理顺，而且越来越复杂，复杂的交叉引起了不断的磨擦，最后必然爆发内讧。也就是说：天京内讧的必然性是由四大权力的复杂交叉所造成的。

三、如何理解偶然与必然

我们说：天京内讧是必然的，并不等于说：它必然爆发于1856年9月2日，其结果必然是杨秀清被杀，必然要株连二万余人，必然要导致太平天国的衰落和覆亡。我们所说的必然，只是指内讧这件事必然要发生。至于发生的时间，当然也可能提早，也可能推迟。其结果可能是杨秀清被杀，也可能是洪秀全被杀。可能株连二万余人，也可能并不株连，在冲突中只牺牲少数人就解决了问题。内讧既可能导致太平天国走向衰亡，也可能导致太平天国政权更加稳定和兴旺。如果由于内讧理顺了四大权力的分配办法，那就等于动了一次大手术，因祸而得福。比方说：如果冯云山未死，他一定会努力推迟内讧的时间，缩小内讧的规模，尽量减少因内讧而造成的损失；如果萧朝贵未死，他也会尽力改变内讧的形式，使之成为一场损失很小的宫廷政变，或使内讧的结果变成杨胜洪负；但是他们都没有消弭一场内讧的力量。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解决不了太平天国政权中四大权力复杂交叉的难题。

四、对常规模式的探讨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一个政权对神权、君权、相权、兵权四大权力应该如何分配，才算是常规模式？笔者认为：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中国的特点。即与西方的封建时代相比，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要淡薄得多。像西方那样由教皇给国王加冕的事是不会发生的；相反的，历史上某些佛教、道教的头面人物却要受皇帝之封。也就是说：神权常常要依附于君权。农民起义的队伍开始时以神权来号召，这样的事历代有之。如黄巾军崇奉太平道，方腊起义崇奉摩尼教。但那只是权宜之计，不是正常现象。朱元璋起初参加红巾军，自是白莲教徒；但他一旦羽毛丰满，正式建立政权，就毅然抛弃宗教迷信，斥白莲教为“妖”而加以镇压了。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神权从来只是君权的附属物，谁能打平天下，谁就“君权神授”，从未发生过神权凌驾于君权之上的情况。因此在四大权力之中，君权、相权、兵权是实，而神权是虚。谁掌握了君权，也就同时掌握了神权。太平天国起义之初以“天父天兄”的神权相号召，这是可行的；但是正式建立政权之后，神权不仅没有逐渐淡化，而且不断强化，一切信天不信人，这不但成为敌方攻击的口实，也常常引起自己军民的反感。过分强化神权，正是太平天国逐渐脱离“常规”而于己不利的做法。

由于神权君权几乎合二为一，中国历代封建政权最理想的常规模式是三权鼎立。如汉初的刘邦自掌神权（斩白蛇）与君权（兴汉业），而以萧何掌相权，韩信掌兵权，结果战胜了虽是英雄人物却刚愎自用的对手项羽，创立了四百年基业，传为千古美谈。如果总结他创业的经验，除了能够放手用人之外，就是创立了一个四大权力妥为分配的常规模式。李世民年青有为，才能远远超过刘邦，在一段时间之内集神权、君权、兵权于一身，但他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共居相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后来又把兵权交给可以相信的大将。他没有违反三权鼎立的常规模式，所以能够长治久安。

赵匡胤收拾五十多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烂摊子，创立统一的宋王朝，也得力于他的重视文治，尊重相权，恢复了传统的常规模式。所欠缺的，是他过分抓紧了兵权，实行一种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兵将分离的军制，削弱了自己的战斗力，以至外患连绵不断。

朱元璋是元末群雄角逐中的胜利者，是个大老粗。他在建立政权之后，不让白莲教的神权凌驾于自己的君权之上，并且重用知识分子，尊重相权，这是很明智的做法，基本上符合于常规模式。可是打平天后，他却大杀功臣，废掉宰相，实行专制。这种集三权于一身的办法，一个精明能干的皇帝也许还能勉强应付；如果是庸懦无能的皇帝，大权就会落到太监与近臣的手中，造成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明代的情况正是如此。

五、太平天国的模式是畸形的

与上述的常规模式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太平天国的政权模式是畸形的。不仅对于神权、君权、相权、兵权未能妥为分配，而且在四大权力之间产生复杂的交叉情况，纠缠不清，分拆不开。

就太平天国人物而言，是否可以设计出一套符合常规模式的方案，来妥为分配四大权力？可以说：作这样的设计并不困难。如果由洪秀全掌握神权与君权，冯云山掌相权，杨秀清掌兵权，这样鼎足而立，正好符合常规模式，那么内讧是可以避免的。简又文氏在《太平天国全史》第十七章中所拟的正是这样一个方案。他说，“洪氏创业，固以一己曾升天受命诛妖建国之神话为基础，万不容将此最高无上的神圣权威轻易落在别人之手，以致太阿倒持，为人挟制。其次，以冯氏之道德、人格、功业、才能、见识及亲情（为洪氏中表、契亲、通家及□角交），本应掌握政权为天王之宰辅（首相），而以秀清任统帅，操军权，专征伐。如是三权鼎立，而仍以教权为上，主宰全局，则后来内讧之祸庶可得免，而革命全功亦可得成矣。”

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简氏推测其原因为：“或者洪、冯当时确受杨氏之多方挟制，实具万不得已之苦衷，而为实现革命宗旨计，故不得已而妥协让步。”

说太平天国立国之初不能妥为分配四大权力，是确有苦衷，事非得已，这个论点是不错的。但是其“苦衷”绝不止“杨氏挟制”这一项。笔者认为：不能实现理想方案的原因，至少有以下这些：1.神权过于膨胀，本来就不利于建立常规模式。2.洪秀全缺少实际斗争经验，掌握不住君权。3.对杨、萧实力派让步，冯云山放弃了相权。4.既有能力，又有实力的杨秀清不会满足于只掌兵权。

因此，太平天国对于四大权力的分配模式就逐渐形成一种古所未有的畸形模式：1.神权明归于洪，实归于杨。2.君权虽归于洪，已被架空。3.相权全部归杨。4.兵权全部归杨。

这样的模式不能使各种权力起到互相配合而又互相制约的作用，只能使被架空的洪秀全时时受制于人，使洪、杨之间事事皆可能发生磨擦，无法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即使暂时勉强维持，其中不稳的因素，也就是内讧危机，与日俱增。

六、复杂交叉是如何形成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太平天国四大权力的复杂交叉绝不是一时的处理不当，而是长期形成的。我们现在不妨回溯一下其形成的过程。

洪、冯利用神权号召起义，这是历代农民起义所常有的事，是可行的。但是在起义准备过程中，发生了冯被捕，洪又远走广东以营救的特殊情况，才出现了杨、萧伪托天父、天兄下凡以团结群众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确也起了稳住阵脚的积极作用，但却带来两种副作用：1.使神权大大膨胀，超越了“受命于天”的传统的规格。2.使杨、萧由于获得神权而增加了实力，可以与洪、冯相抗衡。

当时的紫荆山根据地，洪、冯是外来的，杨、萧是本地的。洪、冯的手中只有宗教上的号召力量，而杨、萧手中有群众，有实力。天父天兄下凡事件发生之前，洪、冯享有全部神权，足以号召群众，杨、萧必须服从，但是天父天兄下凡事件发生之后，神权已由双方所共有，杨、萧实力大增，洪、冯必须作适当的让步，双方的权力始能取得平衡，以利合作。从金田起义到永安建制，双方一直保持相对的平衡，是由冯云山精心设计而取得的。试看他们双方的位次。1.宗教位次：洪（天父第二子）、冯（天父第三子）、杨（天父第四子）、萧（帝婿）；2.政治位次：洪（天王）、杨（东王）、萧（西王）、冯（南王）。

颇有远见的冯云山既然能够“谋立创国”，就不会不考虑到一个政权的四大权力分配问题。但是力求双方保持平衡更是当务之急。不取得暂时的平衡就难以真诚合作，难以发动起义，就是发动了也难以进行下去，因此他不得不把精力首先放在保持平衡的工作上。至于四大权力的合理分配固然十分重要，还可以在日后徐图补救。可惜，后来局势的发展他已难以控制，四大权力的复杂交叉愈来愈严重。就是冯云山不早死，他也无法力挽狂澜。

在四大权力中，最早出现交叉的是神权。洪秀全作为教主，本应掌握完整的神权，这是不应该有争议的。可是出乎意外地发生了杨、萧代天父天兄传言的“奇迹”，洪、冯事后被迫承认。如果不承认，当时就会分裂、瓦解；承认了，虽然留下了后遗症，以后还可以设法挽回。这样，神权的交叉首先出现，即由洪、杨、萧三人共掌神权。平时，洪是教主，高于杨、萧；天父下凡之时，杨高于洪、萧；天兄下凡之时，萧又高于洪、杨。不是三人分掌神权，而是上下尊卑，随时变化，交叉关系，极为复杂。萧战死后，交叉关系似乎简化；其实洪、杨矛盾，更加激化。后遗症不仅难以挽回，而且症状越来越重。

其次谈到兵权。金田起义之初。不管实力掌握在谁的手中，从形式上看，还是洪秀全自掌兵符。辛开元年七月十九日洪秀全在茶地发布的《行营铺排诏》，规定了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的职权，仍由洪秀全本人发号施令。而《天命诏旨书》收录此诏时，却加上这样的附注：“此是前时行营铺排如是，今宜听东王将令。”这就是说，已经把兵权正式授予杨秀清了。为什么会作此决定，只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洪秀全自知指挥能力不如杨秀清，自愿交出兵权。其二，实力在杨秀清手中，洪秀全指挥不灵。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兼而有之。总之，兵权是由洪秀全公开授予杨秀清的。从此以后直到天京内讧为止，杨秀清独掌兵权，发号施令。在封建社会中，手握兵权的大将在战略问题上也得请示君主，不敢自专。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是特殊情况。不是正常现象。而杨秀清此后指挥作战，一切都是自己作主，愿意奏报洪秀全才奏报，不愿意就不奏报。成了“将在内，君命有所不受”。这就造成了兵权侵犯君权，兵权和君权有所交叉。

再次谈到相权。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皇帝尊重相权，给宰相一定的权限，让他独立工作，这比一切事情都由皇帝自己决定要好得多。大致是：皇帝是国家元首，是“权”的主体；宰相是政府首脑，是“能”的班子的负责人。处理日常政务，由宰相执行，对皇帝负责。罗尔纲先生说太平天国是“军师负责制”，军师也就等于宰相。前期军师虽有四人，但是实权只在左辅正军师杨秀清手中，其他三人挂名而已。金田起义之时，是“军事第一”，杨秀清虽已受封为左辅正军师，没有什么国家政务需要处理，还无所谓相权不相权。永安建制之时，国家粗具规模，就有把相权与兵权分开的必要。这时，洪秀全在《永安封五王诏》中说：“以上所封各王（西王、南王、北王、翼王），惧受东王节制，”正式把太平天国的相权授予杨秀清。这种“节制”诸王，“管治”“各国”之权，只能理解为相权，至少是接近于相权。封建社会的宰相虽有一定的相权，但是只能以皇帝的名义管治臣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管治臣民。而太平天国“传檄天下”之时，竟以军师的名义发布，而不以天王的名义发布。定都天京以后，杨秀清又常以自己的名义发布文书，管治臣民。这就造成了相权侵犯君权，相权和君权有所交叉。

最后谈到君权。太平天国的君权实在小得可怜，它首先要受到神权的制约。因为天父下凡可以指挥一切，从国家大事到君主本人的私生活。其次又要受到兵权与相权的侵犯，实权已被剥夺殆尽，仅剩一个虚名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洪秀全的确是一位货真价实的“虚君”。

从四大权力的分配来说，洪、杨两人的交叉情况是：杨掌握了神权、君权的实权，兵权、相权的全部；洪只保留神权、君权的虚位。从洪、杨两人之间的关系来说，也存在复杂的交叉。从政治上来说，洪是君，杨是臣，二者是君臣关系；从宗教上来说，洪是二兄，杨是四弟，二者是兄弟关系；在天父下凡的奇迹出现之时杨是父，洪是子，二者又是父子关系。这些形同儿戏的荒唐的复杂的交叉关系，竟然是真正的历史事实，内讧的大悲剧，正是由这种复杂的交叉关系所引发的。

七、连系铃人也难以解铃

太平天国四大权力的复杂交叉，犹如一个庞大的九连环，要想解开，无从下手。它不仅解不开，而且相互之间，愈缠愈紧；暗中磨擦，愈演愈烈；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有一触即发之势。

兵权和相权都是洪秀全以一纸诏书授予杨秀清的，他是否也能以一纸诏书收回？这当然是办不到的。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皇帝收回相权比较容易，因为宰相手无寸铁；收回兵权比较困难，因为大将不肯服服贴贴地交权。如果相权、兵权落在一人之手，如曹孟德，汉献帝是无法向他收回任何权力的。

退一万步说，如果杨秀清一旦想通了，为了顾全大局，消弭内讧，愿意交出相权或者兵权，包括他掌握相权与兵权时所侵犯的君权，只要他本人自愿，都是可以办得到的。但是要他交出神权，宣布天父从此不再下凡，不仅他本人不愿意，客观形势也不许可；即或他本人愿意了，包括洪秀全在内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也通不过。因为以“天父圣旨”维系人心已成习惯，一旦取消，大家就会无所适从，惶惶不可终日。虽然明知是迷信，而积重难返，积习难除，为了维持暂时稳定的局面，维护领导集团的利益，大家是不容许杨秀清放弃代天父传言的神权的。

神权的交叉是九连环中许多死结中的最大的一个，这个结是由杨秀清自己打的，但是既打之后，连他自己也无法解开。就是他自己要想解开，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为了眼前的利益也不让他解开。骑虎必然难下。

笔者认为：太平天国神权、君权、相权，兵权的复杂交叉一直酝酿着内讧的危机。如果这种复杂交叉可以理顺，或者逐步理顺，内讧还有消弭的可能。可是事实上难以理顺，尤其是神权的复杂交叉连一点理顺的可能性也没有，这就决定了天京内讧的必然性。

这里所说的必然性只指内讧必然爆发，至于内讧的时间，内讧的规模，内讧的结果，会因某些偶然因素的出现而有所不同，那是容易理解的。至出洪胜杨负或者杨胜洪负哪一种情况对太平天国的前途有利？洪秀全取得胜利之后是否理顺了四大权力的复杂交叉？如果杨秀清取得了胜利又能否把四大权力的复杂交叉理顺，从而获得长治久安？这些问题当然都值得探讨，但是已经不属本文的范围了。

洪秀全、杨秀清，都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他们虽然从西方搬来了基督教的一些教义，结合中国的情况，创立了拜上帝会，但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潮的信息，几乎一丝一毫也没有影响到他们，这就决定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规模空前的农民革命，只能在旧式农民战争的范围内徘徊。杨秀清作为一个出身于山乡农家的农民起义领袖，他的思想也只能是西方宗教教义，小生产者的家长制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混合物。

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把杨秀清锤炼成了太平天国内部唯一能够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人物。然而他的胡作非为，在太平天国内部又引起了极大的怨恨。他被杀后，一度在天京城内引起一片欢呼声(麦高文：《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但当事件过后，人们的感情逐渐冷却下来，开始对杨秀清这位怪杰，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全面衡量，并渐渐感觉到，自他离开太平天国后所腾出的巨大空缺，一时无人填补，在翼王石达开出走之后尤其如此。于是，人们开始怀念他、纪念他。李秀成说，东王在世时，军令严整，赏罚分明，民心佩服。洪仁歼说，过去东王在世时，拓土开疆，犹有日辟百里之势，而今进寸退尺，战胜攻取，大逊于曩时！洪秀全也于1859年颁发诏令，宣布把杨秀清被杀的那一天，定为“东王升天节”，“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忘”。看来，在太平天国将士的感情上，由于杨秀清的被杀，已经宽宥了他所犯的错误。洪秀全及太平天国广大将士，对杨秀清这样一位杰出人物，曾经为太平天国革命所建树的功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1杨秀清崛起及被杀之谜

1843年，几度科场失意的士子洪秀全，受到基督教福音圣书《劝世良言》的启迪，毅然抛弃了功名愿望，联合密友冯云山、族弟洪仁矸，准备发动农民，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洪秀全、冯云山进行了分工，洪秀全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著书立说，为发动起义作思想准备。冯云山则深入到形势险要的广西紫荆山地区进行实际斗争，开拓基业。在冯云山的积极宣传组织下，贫苦农民与当地反动势力展开了激烈斗争，紫荆山地区渐成起义摇篮。正当洪秀全赶赴紫荆山区，起义日渐成熟的时候，杨秀清首次演出了“代天父传言”这一影响致深的一幕。

杨秀清(1823—1856)，广西桂平平隘山人。原籍广东嘉应州，属客家，世以种山烧炭为业。杨秀清本人“五岁失怙，九岁失恃，零丁孤苦，困扼难堪。”倍受欺凌的生活使他成为紫荆山地区最早接受冯云山宣传的烧炭工人之一，并很快成长为意志坚定的骨干。1847年12月，武宣的地主团练首领王作新，向桂平官府控告冯云山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践踏神明，冯云山被捕入狱，后经会众拼死相救，方幸免于难。1848年1月，王作新再以“聚众谋反”罪名把冯云山和卢六逮捕，转解桂平监狱。洪秀全获悉后，立即赶赴广州设法营救。由于洪秀全、冯云山两位主要领导人都脱离了紫荆山区，队伍内呈现群龙无首之状，许多人开始心怀异志，表现出不同的动向：或畏惧退缩，或动摇观望，而混迹于队伍中的奸细乘机兴风作浪，散布流言蜚语，有的甚至用当地流行的“降僮”这一迷信活动，分化队伍，加之内有疫病流行，外有团练压迫，队伍终于出现了人心惶惶，大有顷刻瓦解之势的严重局面。这样，一度呈现大好形势的紫荆山根据地发生了严重危机。在这一关键时刻，杨秀清沉默寡言两月有余后，于1848年4月6日(农历3月3日)，在洪秀全早年“异梦”和当地“降僮”迷信活动的启示下，找到了灵验药方：自称天父“附身显圣”，“代天父传言”。据韩山文记载：当时杨秀清“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常指明个人，又宣露人之隐恶。此外又劝人为善及预言未来，又号令兄弟们如何去作。他的说话大体对会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传言的具体内容是：天父“已差天王降生，为天下万郭(国)真主，救世人之陷溺，世人尚不知敬拜天父，并不知真主所在，仍然叛逆天父，理宜大降瘟疫，病死天下之人，而天父又大发仁慈，不忍凡间人民尽遭病死，故特差东王下凡，代世人赎之”。这就是杨秀清的第一次“代天父传言”。此后直至1856年在天京变乱中被杀，杨秀清曾多次重演了这杨秀清在1853年以前的“代天父传言”，总的来说都起了积极方面的作用。但其中影响最大，进步作用表现得最为突出的，还数第一次“代天父传言”。

杨秀清第一次“代天父传言”的主观动机完全是出于对起义事业的热心和诚恳，不能把前后不同时期的“传言”动机混为一谈。杨秀清挽救危机时之所以采取宗教的形式而不是其他方式，则是由农民本身的局限性和太平天国运动本身的宗教色彩决定的。由于洪秀全发动之始可以披上宗教外衣(从理论到组织)，那么杨秀清用宗教方式来号召群众，稳定军心，不但不令人费解，而且是合乎逻辑合乎情理的。杨秀清在采取宗教的形式时，还巧妙地把群众的切身利益(疾病流行)与“天父赎病”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极大地吸引了“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使形将瓦解的队伍能够继续集结在洪秀全的旗帜之下。

杨秀清在传言中第一次以天父的口吻打出了洪秀全为天下“万郭(国)真主”的旗号，号召党众不要叛逆天父，并许诺为世人赎病，这些无疑起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它不仅给会众以精神寄托和安慰，而且使洪秀全的“人主”地位有了神圣依据，大大巩固了内部的团结。正因起过如此明显的积极作用，所以，当洪、冯回到紫荆山根据地对形形色色的“传言”活动一一审查时，只把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和萧朝贵的“代天兄传言”审判为“真者”，其他“传言”均被斥为妖言惑众，传言者被清出队伍。后来洪秀全还亲自下诏，定三月三日为“爷降节”。

2杨秀清崛起及被杀之谜

杨秀清1848年的“代天父传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实起了扭转危难局面的枢纽作用，是他对天国事业的重要贡献之一。这不仅为会众所认同，而且也为洪、冯等领导人所首肯。但就在杨秀清出于真诚的动机演出“代天父传言”的一幕时，实际又为新的更大的革命危机的爆发埋下了引线。这是洪秀全和杨秀清本人始料不及的。杨秀清通过1848年的第一次“代天父传言”，牢牢地掌握了天国至高无上的神权；1851年永安封王建制，杨秀清又取得了节制而王以下诸王的统兵大权；1853年定都天京后，由于洪秀全“临朝而不理政”，杨秀清又在“主”与“军师”的政治体制下掌握了天国的耐朽杨秀清三权归一，已经成为总操万权之职的实权人物。但是，从1853年定都天京开始，洪杨们随着由先前的草莽英雄一变为”小天堂”的主人，其固有的自私性、狭隘性等种种劣根性逐步暴露出来了，开始在追求特权和享乐的封建化道路上越滑越远：思想上追求封建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作风上追求家长式领导(独断专行)：生活上追求帝王式生活(妻妾成群，宫女千计)。如此全面迅速的蜕变终于带来了严重恶果：过去的同甘共苦变成了同床异梦；情同手足变成了离心离德；荣辱与共，变成了互相猜忌和争权夺利。杨秀清的独揽大权，对洪秀全的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而杨秀清在天京事变前，不恰当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了“代天父传言”这一最初的“发明”和独家拥有的“神权”，让洪秀全非常难堪：一旦“天父下凡”，附身显圣，就连天王洪秀全也要随叫随到，也要以子辈的身份屈膝匍伏在杨秀清的脚下，聆听高高在上的“天父”的训诫，甚至还要领受杨秀清人为的侮辱。不仅如此，为了早日实现“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的目的，杨秀清同样用“天父下凡”的神话为自己歌功颂德的行为，更让洪秀全难以容忍。但事已至此，洪秀全欲用和平方式改变皇权旁落局面已非易事，或者说已根本不再可能。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与生俱来的封建神权的感召力，不会轻易在人们心目中自消自灭。另一方面，杨秀清已将神权、政权和军权集于一身，他不但不会自行放弃使之扶摇直上的封建神权，更不情愿将军政大权复归于洪秀全。恰恰相反，随着杨秀清个人思想的进一步蜕变和权力欲的急剧膨胀，他更变本加厉地向着揽权篡位的方向发展。洪秀全要想改变这种严峻局面，结束这场皇位争夺战，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诛杀杨秀清。

1856年上半年，在杨秀清主持下，太平军先后取得了西征和天京破围战的重大胜利，太平天国军事斗争进入了全盛时期。在这些辉煌的胜利面前，杨秀清把这一切胜利归功于自身，骄矜自傲，“不能自忌”。杨秀清错误地认为，压服洪秀全自称“万岁”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便毫不犹豫地再一次祭起了“代天父传言”这一“法宝”，逼天王封其为“万岁”。这对洪秀全来说不啻冷水击身。已再没有退路的洪秀全决定用杀戮回报杨秀清，他表现主动加封杨秀清为“万岁”，实是借此一面麻痹杨秀情，一面激怒韦辉。1856年9至11月，终于在杨秀清最后一次“代天父传言”的形式下演出了“逼封万岁”的闹剧，并进而引发了一场由诛杨开始到杀韦为止的变乱悲剧。洪、杨决裂过早地来到了，数以万计的天国儿女不是死在与敌人战斗的沙场上，而是倒在了天国兄弟的刀锋之下。太平天国由此走向衰亡。

本来杨秀清的权势要比韦昌辉的要大，但是已经来开始威胁到了天王洪源秀全的威望，然后洪秀全为了剪除他的影响，就bai支持韦昌辉把杨秀清给杀了，然后为了平息民愤，又把韦昌辉给du处死灭口了。最后就是洪秀全的哥哥主政，zhi造成石达开的出走以及后面的种种不良情况。dao这些都是争权夺利的产物。

石达开哪年被杀的？

石达开英勇就义时年2113仅三十二岁，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5261在成都公堂受审，慷慨陈词，令主审官崇4102实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而后从容就义，临刑之1653际，神色怡版然，身受凌迟酷刑，至死默然无声，观者无不动权容，叹为“奇男子”。

1863年8月6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被杀害于成都，年34岁。

石达开（1830年生），广西贵县客家人，地主出身。自幼喜读书，胸有大志。因受土著地主排挤，乃入拜上帝会，为贵县会众首领。金田起义后，领左军主将在永安封翼王。太平军由武昌东下，任前线指挥，迭克九江、安庆、南京。定都天京后，出巡安庆，设官安民，政绩颇佳。1854年西征军失利，即受命主持军务，在江西湖口痛歼湘军水师，夺回武昌，始扭转战局。次年进军江西，克五府六十余县，困曾国藩于南昌，使太平天国在皖赣鄂三省基地联成一片。1856年率师救援天京，大破江清大营，复西上援武昌。9月“杨韦内讧”即回天京，遭韦昌辉迫害逃出天京，誓师讨韦。1856年11月回京提理政务，深得天国军民拥戴，但遭到洪秀全为首的洪氏集团的猜忌、挟制，“终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以至阴图谋害。为免杀身之祸，石达开于1857年5月被迫离京出走，并带走十几万精锐之师，数年间转战于东南、西南各省。1863年5月在四川大渡紫打地（今石棉安顺场附近）被清军包围，6月13日乃入清营谈判，在洗马姑被诱执，全军将士被骗缴械后全遭杀害。石达开于25日解至成都。他在敌人面前，“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之语。”8月6日被凌迟处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有杰出的军政才能，“文武足备”，深得人心。定都天京的胜利进军和太平天国军事上全盛时期大好局面的开创，石达开都有重大贡献。但是天京事变后，石达开的遭遇却是一个历史的大悲剧。尽管他们出走是被迫的，而且仍然保持太平天国的旗号和坚持反清斗争，但此举客观上毕竟使太平天国力量遭到严重削弱，陷自己于不义；大渡河前幻想“舍命以全三军”，轻信统治者的允诺，结果先自己解除武装，客观上方便了敌人对太平军将士的屠戮。石达开的才能和品质，使他在太平天国领导人中成为最博得人们同情的人物。因此，他被害后，四川民间还长期流传着关于石达开没有死，被扣押的是与他像貌酷似的养子，若干年后，还有人遇见过隐居四川的石达开等等之类的传说，足见民间对他的怀念。

以下摘自史式《“逼封万岁”说考谬》，由“翼王坪-石达开纪念馆”录入。全文见

我们追查有关天京内讧的史料，整理出天京内讧的起因共有五说。即，

一、逼封万岁说。

二、索取伪印说（包括索取金玺）

三、告密说（包括遭陷害说）。

四、加封万岁说（包括故意加封说）

五、自居万岁说。

在这五说之中，倘有一说可以成立，即足以否定其他的说法。‘逼封万岁“说显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这一说法从太平天国文书，从清方记载，从外国人的记载中都找不到一点根据。

与“逼封万岁”说相比。“告密”说肯定要占上风。因为从太平天国文书，清方文书、外国人的记载中都能找到根据。

当时（距离天京内讧不到一年）有两个外国人所写的通讯都认为天京内讧是由“告密”所引起的。布列治门发表在1857年l月3日《华北先驱周报》上的一篇通讯中说

“先是杨秀清有一心腹部将为其亲信，不知何放，向洪秀全告密，洪立即召其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回兵勤王，一以保护其自己生命，次则以诛灭谋篡位者。。

“缘那大僭窃音（指杨秀清自1849年起即自称得上帝附体，因之而成为全军的实际元首，却被阴谋所算而被杀。人皆相信彼有奸谋欲弑天王而夺其位，他却被一同盟的高级人员所卖。对天王告密。而自告奋勇愿负扫除奸党之责。洪秀全于昏聩闭之中忽然醒悟。立即传谕召出征安徽之北王韦昌辉及方奔丹阳之顶天侯。或并有其他首领回京。”

“告密”说与“逼封万岁”说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杨秀请确已当面逼迫洪秀全封其为“万岁。。则篡位意图已经公开暴露，还有什么更甚于此之”密“可”告“？既然有人”告密“。说明杨秀清是在秘密活动，并没有公开”逼封万岁“。麦高文的通讯中还指出了告密者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中的第八位。从洪秀全算起，第八位应是胡以晃。但胡以晃在内江之前早已病死，如果排除已死的人不算，则第八位应是朝内官领袖佐天侯陈承熔。

此事在清方文书中也可以找到根据。据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秦报：洪秀全在杀韦昌辉之后，又于十一月初一日将燕王秦日纲与佐天侯陈承熔同时处死。太平天国官方公开处死这三个人，显然与追究内讧责任有关。韦昌辉、秦日纲是袭杀杨秀清并大杀其部属二万余人的罪魁祸首，陈承镕则可能是犯了“告密”不实的陷害罪而被处死，此外就很难找出公开处死他的任何原因。

与外国人的记载、清方记载相比，太平天国本身的正式文书更能说明问题。洪秀全在《踢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记》中明确指出杨秀清之死是“遭陷害”的。这与“告密”说正好互相对应：“告密”者告密不实，被“告密”者就会遭陷害“。诏中说：

“爷遣东王来赎病，眼蒙耳聋口无声，受了无尽的辛战，妖损破颈跌横。爷爷预先降圣旨，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

在说明杨秀清遭受陷害之后不久，太平天国政府公开为之平反昭雪，定杨秀清被杀之日为东王升节扎，简称东升节。洪秀全在《天历六节并命官富作月令诏》中说，

“天历三重识东王，降托东王是父皇，爷前下凡空中讲，爷今圣旨降托杨。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王，谢爷降托赎病主，乃埋世人转天堂。”

虽然人死不能复生，但是平反与不平反还是大不相同的。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熔均系因罪被诛，爵除，家属成为罪人家属。而杨秀清则公开平反，追念前功。以洪秀全第五子袭爵、称幼东王。定其忌日为东王升天节，成为天国六节之一。如果真有“逼封万岁”一事，则叛迹已显，大逆不道，岂可如此险重平反！只有他确实遭到陷害，并无“逼封万岁”劣迹，才能得到这样的身后殊荣。太平天国官方公开宣布杨秀清之死为“遭陷害”为之隆重平反，这是对“逼封万岁”说最有力的否定。

如果缺少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否定“告密”说，那就没有理由肯定“逼封万岁”说，因为这两种说法不能并存。

与“告密”说相比，其他三说也都缺少有说服力的证据很，难与“告密”说抗衡。

“索取伪印”说首先见于怡良的奏报。但是写奏报的怡良本人也不敢加以肯定，只说：“所闻不一，而其内乱则不为无因”。

这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值一提。

“加封万岁”说来自《石达开自述》。这个“自述”有三种不同的本子，《三略汇编》本是较原始的本子，其中说：

“达开自江南带人到湖北，，听闻洪秀全们在金陵彼此疑忌，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岔气，把杨秀清杀了。”

《骆秉章奏搞》本经过多次篡改，真实性不如上一个本子，其中说：

“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情杀死。”

《蜀？述略》本似为“奏搞”本的节本，其中说：

“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请洪诛杨，洪不许，转加杨伪号，韦不服，将杨杀死，”

三种本于内容大致相同，而以《三略汇编》本较为详细，说明了洪秀全故意加封杨秀渭的意图，但仍令人难以信服。因为：

一、天京内讧发生之时石达开远在湖北，只是“闻有内乱之信”，对于天京城门的实情无由得知。所记只能是揣测之词。

二、自述并非石达开亲笔。而是由石达开口述，清吏代笔，事后并经清方官员大肆删除，可信的程度不高。

“自居万岁”说最先见于《平定粤寇纪略》，是说杨秀清“阴有自立意，令其下呼以万岁”，因而为洪秀全所忌，以致爆发内讧；此说实在太简单了。杨秀清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可以引起洪秀全猜忌的很多，何至于只因此一事就引起内讧。

比较而言，在五说之中，以“告密”——“遭陷害”说最为可信。不推翻此说，则“逼封万岁”与其他三说均难以成立。

其实，当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的派系之争，洪、杨两人的虚位与实权之气都是人所尽知的。所谓‘告密“或”遭陷害“，不过是内部互相倾轧的一些表现形式，原无多少”秘密“可言。

天京内讧，自然是这种内部矛盾的总爆发。王庆成同志从英国带回的新发现的《天父天兄圣旨》对于这种内部矛盾揭露得不少。

尤其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早（即杨秀清被杀的18天之前）那一次天父下凡的记载与天京内讧的起因密切相关。现将原文照录如下；

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早天父劳心下凡，诏曰：秦日纲帮妖，陈承熔帮妖，（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午时，天王御驾至九重天府。

天父复劳心下凡，降圣旨云：“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诏毕，天父回天。“

这就说明在天京内讧正式爆发之前杨秀情已经察觉到秦日纲、陈承熔有背叛（帮妖）的行为，而且已经严重到“未有救矣”的程度。后来这两个人确实站到了杨秀清的对立面成为洪、韦杀杨的最大帮凶。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的互相倾轧由来巳久，天京内讧只不过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次大变化。如果是这样，笔者认为：天京内讧的爆发就不一定需要什么“起因”。没有杨秀清的‘逼封万岁’。没有陈承熔的‘告密“，没有杨秀清的”索取伪印“，没有洪秀全的故意”加封’。没有杨秀清的‘自居万岁“这样一些原因，矛盾激化到一定的程度，内讧也会爆发。

杨秀清既已直接指出、秦。陈“帮妖”，但是并没有采取任何加以制裁的行动，说明秦、陈已经得到底护，矛盾已经激化，冲突即将开始。在这种形势下，找个借口作为爆发内讧的起因已经没有什么必要。这一新史料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打开思路走出迷宫。

既然当时矛盾已经激化到剑拔弯张的程度，已不需要寻找一个适当的借口，则探讨内讧的所谓‘起因“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节略）……

我门仅仅举出一系列的理由说明“逼封万岁”不是事实那还不够。也许有人会问：不是事实，又是什么？笔者认为，“逼封万岁”既然不是历史事实，那就只能是小道消息，政治谣言。

如果反问：这种政治谣言是谁制造的？笔者认为‘可以顺藤摸瓜，谣言对谁有利，就可能是谁制造的。因为造谣者只会编造对自己有利的谣言，不会编造对自己不利的谣言。比较洪、杨双方，“逼封万岁”之类的谣言当然不利于杨而有利于汉。如果是洪秀全指使韦昌辉害杨秀清，作为杀害杨秀清的理由，谣言就可能直接来自媒秀全；如果是韦昌辉擅杀杨秀清，则作为擅杀的理由，谣言就可能来自韦昌辉。不过，韦昌辉造谣，也得要洪秀全点头。因为“逼封万岁”之时，韦昌辉远在江西。洪秀全事后不对他说，他又怎么会知道？这就可能是洪、韦共同造谣。

洪、韦制造这个谣言也是事非得已。如果杀杨之后，群众意见不大，也就没有造谣的必要。可是杨秀清是太平天国实际上的领导者，无辜被杀，群情愤激，天京城里的冲突逐渐扩大，不给杨秀清制造一些罪名。难以服众，谣言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正如周屯同志在《太平天国》（初稿）一义中说；

“说杨秀清逼洪秀全封万岁，事实只是事后为了继续巩固群众而虚构宣布的，这就是中外记载中传说的可能的由来。”

杨秀清虽然有不少缺点与错误，但是当时并未犯下什么不赦之罪，何至全家处死，并且株连部属。事变发生之后，众怒难平，人心涣散，数万将士怀着无限悲愤的心情。跟随石达开远征不返。杨秀清在世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守将献城投敌——也连续发生。为了挽回人心，洪秀全被迫为杨秀清平反。如果认为这次平反是洪秀全真心悔过，怀念杨秀清那就是过于天真的书生之见。这实际上是一种姿态，一种策略。如果不是群众所加的巨大的压力，洪秀生是绝不愿意为杨秀清平反的。既已平反，“逼封万岁”之说自然不便再提，这就是谣言来日洪秀全而太平天国文书上又始终不提“逼封万岁”一事的真正原因。

有的同志认为天京内江之时洪秀全已经控制不住局势，杨秀清是韦昌辉擅杀的。但是从整个事变的过程看来，洪秀全完全能够控制局势。他先下令杀杨，并支持韦昌辉镇压杨的部属。

在石达开大兵压境，天京军民又群起反对韦昌辉的情况下，他又见风使舵轻而易举地下令杀了韦昌辉。如果韦昌辉能够挟制洪秀全，洪秀全就无法杀他。正如贾熟村、王戎笙两位同志在《有关太平天国洪杨韦石事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说：像这样的洪秀全，恐怕不是韦昌辉等人所能挟制得了的。以洪秀全的权力和地位，制止韦、秦扩大事变，总比下令处死韦、秦要容易得多。但他不仅没有去设法阻止反而一再和韦吕辉、案日纲站在一起。这些都说明洪秀全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力约，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挟制。因此洪秀全在这个事件中的严重错误，就是十分明显的了。“

天京内江之时，各种小道消息，政治谣言不少。除了“逼封万岁”之外还有“无诏擅杀‘、”诛杨密议“等等。这些谣言，都是为了满足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当时事态发展的轮廓大致如下：在洪、韦发动突然袭击杀害杨秀清之后，为了找个借口，推卸责任，于是出现了”逼封万岁“的谣言。由于杨秀清及其部属二万余人无辜被杀，群情愤激。为了挽回人心。

在韦昌辉伏诛之后又出现了“无诏擅杀”的谣言。及到石达开离京不返，为了稳定人心，把罪责推给石运开，又产生了“诛杨密议”的谣言。根据“谣言对谁有利”的线索，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谣言都来自天王府，来自洪秀全。

“无诏擅杀”是谣言而非史实，这比“逼封万岁”一事容易鉴别。如果真的是韦昌辉“无诏擅杀”杨秀清。洪秀全为什么不追究他的罪责？为什么不阻止他继续残杀扬的部属？如果说当时韦昌辉已经非常专横，洪秀全已经控制不了他，那么最后洪秀全下令杀他又为什么那么容易？足见杀杨、杀杨的部属以及杀韦都是出洪秀全决定的。不论有无诏书，韦昌辉都是忠实执行洪秀全的指示，无“擅杀”之可言。

“诛杨密议”之为谣言更易鉴别。第一次打破江南大营之后，尤其是在所谓“逼封万岁”之后，韦、石皆在前线督师，天各一方，无会面密议之可能。他们两人的行踪均有大量史料可以作证，不难澄清。

在太平天国历史上，“逼封万岁”“无诏擅杀”、“诛杨密议”等等可以说是内讧中的一系列妹妹谣言。既然其中“无诏擅杀‘、”诛杨密议“已经被史学界公认为不可轻信的谣言，则破绽百出的”逼封万岁“自然更不可信。